伟大转折观后感500字水平

　　伟大转折观后感500字第一篇

　　8月26日，由中共遵义市委、贵州广播电视台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应学校要求，上学期间不能看电视的我得到恩赐，写完作业激动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部伟大的作品。

　　《伟大的转折》共38集，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呈现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突破乌江等场面。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视剧首部展映剧目，以电视剧形式再现当年红军2500里长征历经贵州各地，同时在贵州各族群众的拥护和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部剧的伟大不光是再现了历史，更是让观众了解到中国革命成功的不易，教育我们倍加珍惜美好的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一代人接力干下去。革命先烈们创造了历史，谱写了新中国的篇章，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和平的新中国，更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伟大的转折》确立了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后中国的未来渐见曙光，最终取得胜利。习主席教育我们，作为当代青少年要在感悟时代、紧跟时代中珍惜韶华，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自己、提高自己，做到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用于开拓，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作为中国的少年儿童，我们更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伟大转折观后感500字第二篇

　　《伟大的转折》中红色干部团表现出色，警卫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乌江架桥保证军委及大部队过江，守卫遵义会议的安全，土城青杠坡战役关键时刻的冲锋，遵义娄山关、老鸦山战斗的冲锋，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团长陈赓的带领下，发挥了“御林军”和尖兵的作用，出奇制胜，大展神威，振奋军心，威慑敌人，为伟大的转折、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一，警卫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长征中，红军干部团随中央和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直接指挥，其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一些战斗。(《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在回忆中也指出，干部团直属军委纵队，是军委纵队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担负着直接保卫军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光荣任务。行军时一般都走在纵队的最后面，上干队又常常走在全团的末尾。(《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在广西龙胜县龙坪镇，敌人经常纵火，给红军增加困难，企图挑起苗、侗兄弟民族对红军的仇恨。每遇到放火，干部团的同志迅速拆掉一部分房子，隔断火路。“一发生火警，干部团马上就派了一个营到村子的对河警戒，同时把所有的路口都封锁起来。火熄灭后，马上进行搜索，发现了三个身穿红军衣服的可疑分子”。审讯结果为广西军阀派的奸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处决。(戴镜元：《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其二，乌江天险架浮桥，打开进军遵义的通道。1935年1月，红军根据黎平会议决议北渡乌江，向黔北进军。在相关部队强攻对岸、消灭黔军江防部队的同时，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奉命在乌江架设浮桥。陈赓、宋任穷亲率特科营工兵连夜急行军六十华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乌江为贵州第一大河，水深流急，几次架桥都被激流冲垮。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架桥经验丰富，他们把石头装进竹篓，两个竹篓上下紧紧扣住，中间使用硬木做成十字，把其捆结实后沉入河底作为锚，以此固定浮桥。经过紧张的施工，干部团官兵迅速在乌江上架起一座浮桥，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军。(参见《宋任穷回忆录》，第61页)。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兵临贵阳。红军干部团走在后面，三营担任了在乌江架设浮桥的任务。两度架设拆毁浮桥，完成了中央军委交代的任务。上干队队长肖劲光谈到上干队教员何涤宙被调取进行架设乌江浮桥的技术指导工作。“何涤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肖劲光回忆录》，第72页)红军进驻遵义后，何涤宙所在的上干队在遵义休整12天，写下《遵义日记》，反咉了上干队在遵义城期间的宣传群众、联谊青年、生活消费等场景(《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21页)。长征结束后，何洗涤宙入了党，抗战时期，何借口到大城市看病，到武汉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

　　其三，为遵义会议保驾护航，保护老干部。遵义会议前，红军干部团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担任了遵义城的警卫任务。遵义会议期间，干部团战士驻守在遵义会议会场周围，保证会议的安全召开。正如肖劲光回忆中写道：“几天以后，我们便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了遵义城。为保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各主力部队分别扼守着遵义城周围的交通要道和关卡隘口。我们和干部团其他各营留在城区担任警戒任务”(《肖劲光回忆录》，第72页)。遵义会议后，红军部队进行精简整编，中央把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岷等六位老同志安排到干部团行军，并安排他们担任上干队的政治教员。毛泽东把陈赓和宋任穷叫来交待任务说：“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大家对这几位老同志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每次行军、宿营，我们都要认真检查，看看董、徐二老和其他几位同志到了没有，问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等”(《宋任穷回忆录》，第59页)。

　　其四，四渡赤水战斗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显威力。军委干部团在关键战斗时承担了军委预备队的作用，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渡赤水的序幕土城青杠坡战役，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干部团参战，有力打击了敌人，军委干部团的参战。干部团参加土城青杠坡战斗的效果及过程正如该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回忆中所说：“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一部被击溃。但是敌居高临下，我们只能仰攻。陈赓同志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我团学员端着步枪向上冲锋。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干部团的同志们打得恨勇猛、顽强，眼看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我团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宋任穷回忆录》，第63页)。毛泽东为此称赞“陈赓行，可以当军长”。但是干部团亦伤亡百余人。干部团政委宋任穷专门就此向毛泽东汇报，指出“干部团的学员都是班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志同意宋任穷的意见，非常惋惜地指出“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宋任穷回忆录》，第65页)。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回师黔北，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干部团在这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付出了牺牲，干部团参谋长钟伟剑在遵义老鸦山战斗中牺牲。在娄山关战斗中，干部团上干队接替三军团十三团扼守娄山关。干部团其他部队开赴遵义参加遵义城南制高点老鸦山的战斗，关于老鸦山战斗干部团的作战情形，宋任穷指出“在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十团张宗逊团长负伤，钟伟剑参谋长牺牲，只有黄克诚政委一个在指挥战斗。陈赓团长和我带着干部团刚进入阵地，便顶着打。我们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配合十团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敌残部撤退，我军夺取了老鸦山”(《宋任穷回忆录》，第63页)。三渡赤水期间，红军干部团的上干队占领仁怀县城和茅台镇，保卫了距离仁怀县不远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并且在茅台镇赤水河上架设浮桥，为主力三渡赤水做好了准备。上干队政委莫文骅回忆，“我们入城后，一边肃清残敌，一边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上干队学员和工兵连迅速赶往茅台镇，担负护桥任务”，“河上原有简易木桥，人马多不易通过，我们在此基础上架设浮桥，让三渡赤水的红军主力方便通过”(《莫文骅回忆录》，第265-266页)。

　　总之，《伟大的转折》中陈赓率领军委干部团在关键时刻的冲锋陷阵，给剧集增加了亮点，让观众心潮澎湃。历史中的军委干部团正如《伟大的转折》中所表现的那样，作为中央军委的特殊作战部队和预备队，智勇双全，屡立奇功，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印证了长征这一伟大史诗的艰苦卓绝。

　　伟大转折观后感500字第三篇

　　观看《伟大的转折》，品读遵义大捷，对于了解党史军事文化，传承长征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一、遵义大捷的历史背景

　　1.红军长征初期湘江等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亟需通过胜仗获得物资补充，鼓舞士气。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由于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军事指挥上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行军转移途中不能主动灵活地歼灭敌人，行动迟缓，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被动应付，使红军付出了沉重代价。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亦出师不利，红军主力由于武器装备差、情报对敌情判断不准等因素，原计划在土城青杠坡谋划的伏击战变成了攻坚战，红军未能实现战略意图，反而损失相当物资和兵力。红军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物资人员消耗过大，需要在运动歼灭敌人，鼓舞士气，获取物资。这一点，《伟大的转折》剧中有细节化的反映，毛泽东在扎西和警卫员陈昌奉谈心，陈反映部队中有情绪，不满意天天行军而不打胜仗，希望打有油水的仗。

　　2.遵义会议之后，敌人兵力部署迫使红军必须正面面对，择其弱者而歼之。中央和红军进驻云南扎西地域，蒋介石误判红军在此地域北渡长江，于是调兵遣将，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其中针对中央红军的第二路军，以吴奇伟部编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编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编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编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编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衍部编为第七纵队。企图压迫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歼。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川军、黔军，向扎西一带红军围聚，造成黔北空虚之势，为红军提供可乘之机。

　　3.遵义会议之中央的新决策部署，开创川滇黔边新苏区。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一渡赤水，进军川南滇东北地带。扎西会议上，中央根据形势，决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占领桐梓、娄山关、遵义。正如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得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中强调，“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二、遵义大捷的战略意图及主要进程

　　遵义大捷的战略意图是运动中给敌人以重大歼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建立川滇黔边苏区根据地提供保障。2月15日发布的《朱德关于我军东渡赤水河的计划致各军团电》进一步明确了回师黔北的重要战略目的，在于消灭黔敌王家烈主力。选择这一作战目标，是考虑王家烈部为敌营垒中最薄弱的环节，有利于红军尽快转变不利态势。

　　遵义战役是四渡赤水期间发生的，是四渡赤水系列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战役本身又分为系列战斗，包括桐梓、娄山关及遵义城攻守战，战线包括从桐梓到遵义县属乌江北岸，又称遵、桐战役。期间，包括攻城战、山地战、运动战、伏击战、阵地战、追击战等多种战斗形式。

　　1.遵义大捷的前奏：轻取桐梓。桐梓是贵州桐梓系军阀王家烈的起家之地，也是遵义的北大门，夺取桐梓即为遵义战役的序幕。2月24日22时，红一军团第一团抢占桐梓县城，正如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一军团进占桐梓致朱德等电文中指出：“我第一团已进占桐梓城，敌约两连与我接触，退至遵义方向约三里处，仍与我一团部队对抗中”(《红军长征·文献》)，第269页)。

　　2.遵义大捷的序幕：娄山关争夺战。娄山关处于川黔交通要道，称为黔北锁钥，进占娄山关，遵义城即无险可守。娄山关由黔军师长柏辉章、旅长杜肇华所部第一、第五、第六、第八计四个团由遵义向桐梓弛援。红军为攻取娄山关，乘胜夺取遵义城，作了精密部署。红五、九军团阻滞川敌，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右翼第三军团的十三团及预备队干部团从正面进攻，其余作为两翼迂回部队，配合右翼进行迂回攻击。2月25日上午9时，红三军团为前锋，在红花园与黔军第六团刘鹤鸣部遭遇，打响娄山关战斗。26日，军委纵队进驻桐梓县城，作出“消灭娄山关之敌”的部署。红十二团接受正面佯攻任务，占领娄山关关口左侧的小金山。红军于26日下午攻占娄山关。

　　3.遵义大捷的关键之战：遵义城攻取战、遵义红花岗、老鸦山之防卫战、忠庄至乌江边的追歼战

　　红军攻取2月26日攻取天险娄山关，击溃黔军主力后，攻取遵义城市城的战斗部署随即展开。黔军王家烈、犹国材等为自身利益计，在遵义城北凤朝门督战指挥，其力量主要是第五团李维亚、第六团刘鹤鸣残部，他们分守遵义新老两城，对抗红军攻城部队。27日晚红军占领遵义新城，黔敌向南门退却，28日红军占领遵义老城。至此，遵义城完全被红军控制。28日先于从贵阳方面支援的国民党吴奇伟部占领遵义城制高点——红花岗、老鸦山。28日9时，红花岗、老鸦山战斗打响。敌出动飞机轰炸，战斗激烈。下午4时，红一、三军团、干部团向敌人发起总攻。红一军团第五团沿公路东翼前进，捣毁敌人忠庄铺指挥部，坐镇指挥的吴奇伟、王家烈为避免成瓮中之鳖，慌忙下达全军撤退命令，敌全线溃败。红一、三军团分头追击至乌江北岸，胜利结束遵义战役。

　　三、遵义大捷的战果及意义

　　遵义大捷历时5天，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俘虏敌人三千余人，枪支三千余支，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国民党军的奇耻大辱。《红星》报记载，“此役总计击溃敌廿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三千余。我军缴获机关枪廿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子弹卅万发，军用品不计其数”(《红星》报1935年3月4日第11期)。

　　1.显示了遵义会议之后正确军事路线的威力，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大捷是长征中的第一次大胜仗，也是毛泽东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党和红军核心决策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体现了毛泽东运动战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一页。正如遵义战役指挥者彭德怀指出，包括娄山关、遵义城附近对黔军、国民党中央军的胜仗，“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遵义战役后，红军各部召开大会，总结经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如张爱萍回忆红三军团在鸭溪举行隆重大会，庆祝娄山关与遵义两次大捷，“各连出墙报、编快板、赋诗作歌，颂扬长征以来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颂扬毛主席战略方针的胜利”(《遵义战役资料汇编》，内部出版1979年，第28页)遵义战役后，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这是对毛泽东之前指挥军事特别是遵义战役取得胜利的印证与肯定，也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军事领导地位的体现。遵义战役后的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上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是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地位巩固的标志性会议。

　　2.成为红军长征中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之战

　　一方面遵义大捷的巨大胜利，振奋了军心，挫败了敌人的军事围剿，扰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为红军赢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国民党将领回忆指出“遵义战役中央军大败，各军震动，对朱德、毛泽东所率红军来去无定的机动神速都感到可怕”。(《国民党将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遵义战役中敌人望风而逃、红军大量俘虏敌军的场景令红军指战员欢心鼓舞，历久难忘。这种胜利，增加了红军取胜的信心，正如亲历遵义战役的邓富连在回忆文章中指出：“这次遵义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粉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而且大大鼓舞了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士气和必胜信心，从而为我军以后的行动争得主动权奠定了牢固基础”(邓飞：《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大胜仗》，《人民论坛》1994年第3期)。另一方面，遵义战役对国民党中央军的重大胜利和物资缴获，补充了红军急缺的弹药物资。中央红军自撤离中央苏区以来，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不断的行军与作战，所携带的弹药消耗殆尽，亟待补充。遵义战役中的重大缴获，特别是缴获子弹十万余发，为红军补充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是红军转战云南、四川的重要军事物资保障。

　　3.遵义大捷对西南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遵义大捷对西南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蒋介石以遵义战役失败为由，直接指挥西南各部队，加强了蒋介石对西南各军事实力派的控制。遵义大捷，红军重创敌人，蒋介石称之为国军追剿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加强围剿红军的部署。其1935年3月3日飞抵重庆，统令各追剿部队：“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另一方面，黔军王家烈部主力被消灭，人员损失惨重。旅、团长、营长伤亡近10人，连排长伤亡及失踪过半数。正如陈云指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不久即出黔游历而作下野客矣”(《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蒋介石趁势剥夺王家烈在贵州的军政权力，派遣嫡系执掌贵州军政权力，实现了国民党中央在西南中心地带贵州的直接统治。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明令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派吴忠信接替贵州省主席。随后蒋介石用内外夹攻的方法，通过扼制王家烈的军饷，收买王家烈的部下，制造纠纷，迫使王家烈交出军队。通过这些措施，结束了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的局面，实现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贵州的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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