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是指通过长期、故意的身体接触、言语攻击或心理操纵造成伤害或不适的行为。它具有欺凌、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单独或在公司中的特点。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积极情绪研究综述的文章18篇 ,欢迎品鉴！
第1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通过对2002年～2018年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的960篇论文采用内容研究的方法，揭示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现状：论文数量总体在逐年平稳上升，研究内容逐渐丰富全面，研究主题趋于多元化;并深入分析了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成果，描述了不同教育阶段校园欺凌情况，探讨了校园欺凌的成因，校园欺凌特征和危害，校园欺凌问题的防治策略。
【关键词】校园欺凌研究现状综述
在全球的各个国家，不同形式的校园欺凌事件频繁上演，校园欺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性问题。“校园欺凌多指同学间欺负弱小的行为，是攻击行为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校园欺凌给学生所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不论是欺凌者，被欺凌者还是无辜的旁观者，都难逃欺凌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也是让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
一、校园欺凌问题研究概况
笔者则以本篇研究作为研究起点。以“校园欺凌”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搜索，对2002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30日的文献进行高级精确检索，总共获得实际样本960篇。采用内容分析法，从多个角度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1.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知网所收入的论文数量，在2002年我国就已有学者对校园欺凌进行了研究，但该研究只局限于香港地区，直到2007年，内地才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2015年前，虽有学者关注到校园欺凌这一现象，但为数不多。直到2016年，才掀起了一阵热潮，直至目前热度仍居高不下。
2002年至2014年的论文数量基本无增长，呈现平稳趋势。2015至2018年论文数量增加显著，呈急速增长趋势，且2016年校园欺凌研究成果是2015年研究成果的10倍多。从论文研究总的数量来看，用“校园欺凌”为关键词，以“主题”为检索项得到的文献数量为1316篇，以“篇名”为检索项得到的文献数量为960篇，以“关键词”为检索项得到的文献数量为573篇。从整理的这些文献数量我们可以看出，校园欺凌问题已经引起众多学者注意，是近两年社会的关注热点。
2.论文主题多元化
根据对所掌握的研究进行样本分析，可得出，我国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若從研究主题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校园欺凌的预防与解决、校园欺凌行为和特征、校园欺凌成因以及校园欺凌的立法、社会传播等方面。
2002～2007年间，只有两篇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而且这仅有的两篇文献中，其中有一篇文献知识阐述了日本学者对校园欺凌的“零容忍”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国学者还没有开始关注校园欺凌。
2008～2013年这6年时间，从每年的研究成果数量上来看，是呈现逐年递增的。在这些研究中，部分学者开始针对国外校园欺凌展开研究。通过阅读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对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相对更成熟一些。但是我国却依然停留在浅显分析这种行为的层面上。
2014～2018这3年时间，我国发生了多起有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欺凌案件，这推动了我国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进展。究视角扩大到老师、学校、家长、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等。特别是近两年，很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如何预防与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还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分析成因及影响。
二、研究成果分析
我国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大部分是校园欺凌的表现、预防与对策、成因影响这三个方面。这反映出，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以后，学者们纷纷展开相关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迅速增加，并初步探究形成的原因、危害以及解决策略。同时，学者们还通过分析与研究国外校园欺凌现象来揭示和解决我国校园欺凌问题。
1.对不同教育阶段校园欺凌的研究
中小学阶段的校园欺凌：根据对众多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学发生的校园欺凌实质上就是学生们在人际交互方面的试错性学习。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采用抽样调查法对不同地方中小学展开调查研究，从客观的角度阐述现阶段校园欺凌现状，并介绍各校园欺凌存在的比例。
中职教育阶段的校园欺凌：由于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的生源有所不同，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特征比较明显，所以中职学校校园欺凌问题比较突出。
高等教育阶段的校园欺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虽然已经成年，并形成了一定的人生价值观，但他们对世界还处于探索阶段，身心未完全成熟，所以容易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出现问题。所以广大学者对高等教育阶段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生人际关系处理问题上的研究。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有所区别，但是现阶段广大学者对于中小学和中职教育阶段的校园欺凌问题研究较多，对于高校校园欺凌的研究则还是比较少，所以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弥补这些不足。
2.校园欺凌成因研究
从宏观层面来看，形成校园欺凌问题主要由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组成。其中客观原因包括社会问题、家庭和学校这三个层面，主观原因则为学生个人。
学者们普遍认为，经常在学校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是由于家庭教育与家庭温暖的缺失，且研究发现，被欺凌者的家庭教育也会有所缺失，他们的家庭往往缺乏民主氛围、父母和学生关系恶劣等。从这样的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家庭因素是发生校园欺凌事件的主要客观因素。因此，学者们将家庭环境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为校园欺凌的成因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学校方面，老师和同学的言行举止也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从社会层面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时学生也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增加了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几率。
3.校园欺凌的行为特征和危害研究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对学生个人危害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发生校园欺凌后，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心理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对旁观者的心理影响与危害展开研究。而后，对于学校、家庭、社会危害的相关研究成果不断递减。从这样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集中在对事件表面的直接关系者的研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发生校园欺凌后，事件对其他学生的影响也应该得到重视。
4.校园欺凌与社会传播研究
近几年，校园欺凌事件往往会借助网络渠道进行快速传播，人们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致使很多校园欺凌事件会通过社交媒体让大众在第一时间所知晓，继而发酵成热点话题。一方面，社交媒体能迅速的传播校园欺凌事件，让人们在短时间内知晓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网络对校园欺凌事件的过度曝光也可能会增加此类事件的发生。那么该如何取舍社会传播和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利用社会传播来阻止这类事件的发生，还需要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5.对校园欺凌防治策略的研究
国内学者提出的校园欺凌预防措施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包括学生、社会、家庭和学校。在学生方面，要有正确的观念和认知，意识到校园欺凌事件的严重性，引导学生在出现矛盾后及时与老师沟通，化解矛盾。家长方面，要做到以身作则，对学生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同时也要随时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发现问题及时与老师沟通。学校方面，要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营造良好学校氛围，同时还要注重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道德教育。除此之外，政府也介入其中，规范文化传播，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等。
现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校园欺凌的问题，加之近几年校园欺凌事件的频繁出现，更推动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纵观我国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成果，在校园欺凌理论、校园欺凌类型与特征、校园欺凌现状描述、校园欺凌成因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但由于这一现象是近几年才开始突出，探讨深度还不够深入、且存在研究内容分布不均等问题，未来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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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梳理了关于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就，分析了亟待深入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体系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缺乏市域社会治理的地区差异研究等。提出了今后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幾点问题：一是要明确政府治理职能，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二是要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三是要保证市域社会治理的长期性、有效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意识，着力解决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难题。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市域范围的具体体现。
一、关于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现状
目前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资料不多，主要是报纸论文类和文件报纸类。截止到2019年12月18日，在CNKI上以“市域治理”为篇名进行搜索，报纸类文章共57篇，期刊类的文章有20篇，其中CSSCI只有一篇，总体来说理论性文章较少，研究深度不足，多数文章主要是围绕地方的具体实践来展开。比如郭勇的《加快推进山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戴大新、魏建慧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绍兴市为例》，甘文华的《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等文章都是从实践的角度谈及了各地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内容，遇到的问题以及今后的提升路径。从实施路径来看，比如杨安的《大数据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厦门实践与探索》，韩冬梅的《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保障体系》，成伯清的《市域社会治理：取向与路径》等文章为我们阐释了新时代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的若干路径。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就
1、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和意义
2018年6月4日，在延安干部学院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开班式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首次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概念。[1]学者们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市域治理对比的视角下探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定义。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所谓市域，当视为包含一定乡村在内的自成一体的空间体系，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人群，内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分工和交换体系，同时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居于特定的位置。[2]它的提出不仅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还为国家治理体系搭建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桥梁。其次从我国社会治理的着力点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治理的重点从县一级转移到市一级的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社会治理以“市”为基本单位，可以更好的覆盖乡村，更好的实现城乡联动。值得强调的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施方法多样，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这是由于不同城市在其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风俗习惯、经济发展等情况上各有差异所造成的，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是我国已有的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自然延伸、具体实施与因地发展。[3]
对于市域社会治理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有的学者分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是从我国社会治理的进程和现状来看，以往我国社会治理采取的改革碎片化、创新个体化等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了，社会治理需要从“初级阶段”向更高层级的阶段迈进。二是从我国社会发展的脉络来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结构和人际关系复杂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等不同，人际交往也因时间、区域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出来了诸多的矛盾，在这种层面上，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变得尤为重要。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围绕人们反映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着力解决社会治理精细化、系统化过程中的短板问题。四是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的交往、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且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如何更好的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提高城市的智能化水平，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4]
市域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中间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市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指示要求的顶层设计。也是契合中国国情、中央部署、时代要求和基层实际的具体实践。而且也是对基层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科学指引。[5]有的学者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治理理念现代化为行动先导;二是以治理方式现代化为有效手段;三是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动力;四是以治理体制现代化为重要保障四个方面。[6]
还有的学者从战略层的高度来说明其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一是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这表明其既要贯彻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相关政策，也承担着市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规划、实践的关键枢纽作用。第二是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将社会治理从县级层面转变为市级层面，不仅表明我国社会治理迈向了新台阶，同时也表明市域社会治理是具有更加完备、更加能统筹基层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第三是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将市域治理提升到国家层面，充分体现了市域治理是解决基层矛盾和防范风险隐患最直接、最有效、最基本的治理层级。[7]
2、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容和路径
陈一新指出，市域社会治理共有三个维度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治理理念现代化要树立“五个导向”，坚持目标导向、政治导向、为民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优化“四大体系”，构建政治体系、自治体系、法治体系、德治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聚焦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新技术防范社会风险等方面，切实提高统筹谋划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政法改革能力、创新驱动能力、破解难题能力、依法打击能力、舆论导控能力。[8]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来，福建、南昌等地都根据自身情况，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治理方案，对我们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案提供了实践经验。
整合当前学者们对建设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满足人民需求，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为目标。[9]二是要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形成市、县、乡、村、格五级贯通的联动平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充分激发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力。[10]三是要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建立以党建为引领，自治为主，德治为先导，法治为保障的四层立体治理体系。四是结合创新驱动和智慧治理，积极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协同化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突出服务实战导向、突出融合共用导向、突出便民利民导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各方联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1]六是坚持问题意识，着力解决人民关切的突出问题，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七是要抓龙头牵引，落实综治、法治、国家安全、信访四个责任制，明确社会治理责任。八是要抓机制创新，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把网格化管理打造成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总之，市域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是运用社会政策，来改善民生，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应对结构性的社会问题。[12]
3、当前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主阵地也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目前来看，由于各地区市域治理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多种多样。
有学者分别从公共安全风险、社会结构调整、网络技术革命、履职能力不足四个角度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了梳理。[13]一是公共安全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已经成为了当前公共安全风险的最突出特点;与以往相比，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导致公共风险易触发和复杂多变。而面对这些公共安全风险呈现出来的新问题、新挑战的时候，我国的风险管理、监管仍有不足，体制上仍有欠缺。二是由于社会结构调整加快，人们不能及时适应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出现了更多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人们的心理问题和价值取向发生错位。三是网络技术革命的发展在为人民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隐患。在用大数据构建网络平台时，各平台的数据整合、共享仍有差距。网络空间治理的措施、网民的行为规范还有待完善。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网络犯罪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犯罪类型。四是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和效能还有待提高。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程度还不够，社会协同治理还有不足，另一方面，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治理的核心在社区，而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元化参与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还未形成。
有学者对福建厦门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第一，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市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在内容上部分重合，所以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认识仍存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局限性。第二，收集大量数据以后，如何促进公共参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然有很大的潜力。第三，相关法律、制度亟需完善。第四，大数据相关平台的建立受限于具体地区、不同情况，所以无法形成一整套的全国智能系统。第五，大数据平台自身的集约化、智慧化、系统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第六，相关人才缺乏，动力不足。[14]由于市域社会治理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对人才的专业化、知识化、技能化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亟需跨专业、跨学科的多方面人才的参与，才能更好的打通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的通道。
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和思考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基础性、时代性的重大工程，所以有效提升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加速构建新时代市域治理现代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有学者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出发，提出要提升党组织统筹能力，提升依法办事能力，提升文化引领能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提升工作推进保障能力和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保障等能力。
有学者基于实践的角度，用“首、难、重、贵、关键”六个字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路径。首就是夯实基层基础，难在打通“最后一公里”，重在源头防范化解，贵在创新方式方法，关键在共建共治共享。其次要明确市域社会治理基于“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这是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基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征程上;再者要把握好“破与立关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重点是什么，从那个方向入手，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能否達到预期的效果都需要进行严格的设计安排。所以既要善于找到“破”的点，也要善于找到“立”的基础，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方案的前提下再进行突破，更好的发挥市域社会治理建设的能力。最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有“新发展”的思路。[15]推动社会治理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协同主体转变，由“应急运动”向“长效机制”转变，突出智能化建设和法治保障的手段。
有学者提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要牢牢把握发展是为了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就是如何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获得感。第二，提高解决难题能力。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来自于长期以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给我们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提高解决难题的能力就是要求我们转变思维方法，不断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第三，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专业性、集成性越来越高，社会治理向精细化不断发展，社会治理对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的要求也更加迫切。第四，提高舆论导控能力。[16]社会舆论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积极的社会舆论可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消极的社会舆论严重时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要做好消极舆论的引导，若事情属实，那就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的内容和措施向社会通报。若事实不实，要及时澄清。
第3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校园安全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校园欺凌作为威胁校园安全的一大隐患，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以往学者对校园欺凌概念与成因的研究结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措施，为我国制定完善的校园欺凌干预制度提供参考，以促进校园欺凌现象的防治。
关键词：研究综述;校园欺凌;中小学
中小学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只有保障校园安全，才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针对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该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同年，我国相继出台《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政策文件，将防治校园欺凌与暴力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反校园欺凌已成为时下最重要的议题。
一、校园欺凌的概念
挪威心理学家奥维斯（DanOlweus）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一名学生长时间并且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1]。英国政府教育与技能部（DFES）将校园欺凌界定为持续的、有意的或者反复的，故意制造伤害的行为，某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视作欺凌行为[2]。美国预防校园欺凌中心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任何破坏教育的使命、教学的氛围以及危害校方预防人身、财产、毒品、枪械犯罪的努力，破坏学校治安秩序的行为。”[3]2016年4月28日，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明确使用了校园欺凌这一概念[4]。本文认为校园欺凌是在学校管控范围之内，发生在学生之间的，一方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多种形式故意对另一方实施持续性的欺负、侮辱，从而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
二、校园欺凌的成因
（一）国外研究现状
纳森尔（Nansel）等人对美国非裔、西班牙裔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种族生活环境的安全性越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帕顿（Potton）等人对美国非洲儿童学校的校园欺凌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是否容易卷入欺凌行为之中与家长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关系。奥维斯（DanOlweus）认为影响欺凌行为的因素包括主要养育人的教养态度、同辈群体的影响、大众传媒、遗传基因和个人气质等[5];还有学者指出，受欺凌的学生大多表现为在意他人、冷静、孤独、并且敏感的特征，并且被欺凌后会选择哭泣或退让[6]。
综上，国外学者对校园欺凌的成因研究主要从宏观环境、家庭氛围、同伴关系以及受欺凌者性格特征等方面出发，从不同层面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社会成因方面，屈生宪（2012）等认为电视、电影以及网络等媒体对欺凌场面的过度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学生的欺凌意识，增加了欺凌事件发生的频率;李燕秋（2016）认为社会价值观、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居住环境等都会影响学生对欺凌行为的认知[7]。学校成因方面，杨卫敏（2011）认为，重点中学和位于城市的学校，其校园欺凌发生率要比普通学校、位于农村的学校低;屈生宪（2012）等认为教师贬低与体罚学生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从而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家庭成因方面，丁一杰（2015）认为缺乏父母关心的学生更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被家长过度溺爱和纵容的学生则更易欺凌他人[8];李燕秋（2016）认为如果家庭环境不良且家长的教育方式有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就更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9]。个人成因方面，张文新、纪林芹（2005）提出欺凌者会将欺负他人当作炫耀的资本，对自己的欺凌行为持认可和肯定倾向[10];张小华、項宗友（2016）则认为学生是否有心理抑郁倾向以及心理抑郁的程度是影响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
综上，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等角度出发，对校园欺凌进行归因分析。同时可以看出，校园欺凌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校园欺凌的对策
（一）国外研究现状
奥维斯（DanOlweus）与其团队共同拟定了《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提出制定全校范围内的反校园欺凌准则、鼓励教师设计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计划、加强社区对反校园欺凌的宣传等来预防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英国制定了相关政策来规制校园欺凌，主要包括赋予学校处分欺凌他人的学生的权力、开设“转介学校”帮助矫正因欺凌被停学的学生，同时开发了网络匿名平台供学生对欺凌行为进行投诉[11]。美国则鼓励各种职业和社会机构人员组成欺凌防治小组，主张通过风险评估来关注学生是否会有欺凌行为[12]。日本文部大臣要求学校处分做出欺凌行为的学生，大阪市教育委员会设计出“同伴支持”和“预防学生攻击”两大计划来防治校园欺凌，主张对有欺凌倾向的学生进行辅导，同时培养教师识别学生危险行为的能力[13]。
综上，对校园欺凌防治策略的研究虽然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都强调联合多方主体、调动各界力量共同防治校园欺凌。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政府层面。王静（2016）认为，现有立法中的反校园欺凌制度是缺失的，必须制订反校园欺凌法使校园欺凌有法可依。第二，社会层面。庞雪峰（2016）认为，应当加强对网络的社会监督，降低网络欺凌的比率;王宏（2017）认为，必须加强社会机构、组织与学校的协作，有效处理校园欺凌事件[15]。第三，学校层面。李燕秋（2016）认为，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导和道德教育，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王大伟（2016）认为，学校应当建立被害人救助机制、设立校园欺凌救助站，为被欺凌者提供康复治疗、心理疏导以及法律援助等帮助。第四，教师层面。陈振江（2013）认为，教师应关注班级中存在的小群体，采用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模式，警惕校园欺凌的发生;王宏（2017）认为，教师应当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从源头遏制校园欺凌。第五，家庭层面。陈纯槿、郅庭瑾（2017）认为家长应当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积极配合学校的校园欺凌防治活动[16];冯帮、何淑娟（2018）主张通过构建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等途径，加强家校合作，形成良性互动[17]。第六，个人层面。张琼（2014）认为学生要主动与师长同伴进行沟通交流，充分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增强安全意识;杨令平（2018）认为，学生应当树立崇高理想，坚持健康的价值取向，消除校园欺凌行为动机[18]。综上，我国学者从政府、社会、学校、教师、家庭、个人等维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反校园欺凌的氛围，加强相关主体的协作，才能有效遏制校园欺凌现象，建设平安校园、阳光校园。
四、简评
国外对校园欺凌进行的研究起步早，内容也比较深入，取得了很多成果。国内对校园欺凌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围绕现状、成因、以及对策三方面展开。学者们基于已有的校园欺凌现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校园欺凌的成因，提出了防治校园欺凌的对策。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措施来规制校园欺凌现象，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校园欺凌干预制度。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的校园欺凌研究现状，从多种角度出发对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成因进行归因分析，在参考相关文献和借鉴国外防治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我国校园欺凌的防治提出对策建议，促进我国校园欺凌干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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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宏.校园欺凌：影响·致因·应对[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7（10）：82-84.
[16]陈纯槿，郅庭瑾.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2015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20）：31-41.
[17]冯帮，何淑娟.关于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北省H市为例[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8，32（1）：55-63.
[18]杨令平.近十年国外校园欺凌的研究热点与实践对策[J].教学与管理，2018（24）：116-121.
作者简介：张晶雪（1997—），女，汉族，山西临汾人，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第4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校园安全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校园欺凌作为威胁校园安全的一大隐患，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以往学者对校园欺凌概念与成因的研究结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措施，为我国制定完善的校园欺凌干预制度提供参考，以促进校园欺凌现象的防治。
关键词：研究综述;校园欺凌;中小学
中小学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只有保障校园安全，才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针对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该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同年，我国相继出台《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政策文件，将防治校园欺凌与暴力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反校园欺凌已成为时下最重要的议题。
一、校园欺凌的概念
挪威心理学家奥维斯（DanOlweus）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一名学生长时间并且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1]。英国政府教育与技能部（DFES）将校园欺凌界定为持续的、有意的或者反复的，故意制造伤害的行为，某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视作欺凌行为[2]。美国预防校园欺凌中心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任何破坏教育的使命、教学的氛围以及危害校方预防人身、财产、毒品、枪械犯罪的努力，破坏学校治安秩序的行为。”[3]2016年4月28日，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明确使用了校园欺凌这一概念[4]。本文认为校园欺凌是在学校管控范围之内，发生在学生之间的，一方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多种形式故意对另一方实施持续性的欺负、侮辱，从而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
二、校园欺凌的成因
（一）国外研究现状
纳森尔（Nansel）等人对美国非裔、西班牙裔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种族生活环境的安全性越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帕顿（Potton）等人对美国非洲儿童学校的校园欺凌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是否容易卷入欺凌行为之中与家长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关系。奥维斯（DanOlweus）认为影响欺凌行为的因素包括主要养育人的教养态度、同辈群体的影响、大众传媒、遗传基因和个人气质等[5];还有学者指出，受欺凌的学生大多表现为在意他人、冷静、孤独、并且敏感的特征，并且被欺凌后会选择哭泣或退让[6]。
综上，国外学者对校园欺凌的成因研究主要从宏观环境、家庭氛围、同伴关系以及受欺凌者性格特征等方面出发，从不同层面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社会成因方面，屈生宪（2012）等认为电视、电影以及网络等媒体对欺凌场面的过度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学生的欺凌意识，增加了欺凌事件发生的频率;李燕秋（2016）认为社会价值观、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居住环境等都会影响学生对欺凌行为的认知[7]。学校成因方面，杨卫敏（2011）认为，重点中学和位于城市的学校，其校园欺凌发生率要比普通学校、位于农村的学校低;屈生宪（2012）等认为教师贬低与体罚学生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从而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家庭成因方面，丁一杰（2015）认为缺乏父母关心的学生更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被家长过度溺爱和纵容的学生则更易欺凌他人[8];李燕秋（2016）认为如果家庭环境不良且家长的教育方式有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就更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9]。个人成因方面，张文新、纪林芹（2005）提出欺凌者会将欺负他人当作炫耀的资本，对自己的欺凌行为持认可和肯定倾向[10];张小华、項宗友（2016）则认为学生是否有心理抑郁倾向以及心理抑郁的程度是影响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
综上，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等角度出发，对校园欺凌进行归因分析。同时可以看出，校园欺凌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校园欺凌的对策
（一）国外研究现状
奥维斯（DanOlweus）与其团队共同拟定了《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提出制定全校范围内的反校园欺凌准则、鼓励教师设计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计划、加强社区对反校园欺凌的宣传等来预防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英国制定了相关政策来规制校园欺凌，主要包括赋予学校处分欺凌他人的学生的权力、开设“转介学校”帮助矫正因欺凌被停学的学生，同时开发了网络匿名平台供学生对欺凌行为进行投诉[11]。美国则鼓励各种职业和社会机构人员组成欺凌防治小组，主张通过风险评估来关注学生是否会有欺凌行为[12]。日本文部大臣要求学校处分做出欺凌行为的学生，大阪市教育委员会设计出“同伴支持”和“预防学生攻击”两大计划来防治校园欺凌，主张对有欺凌倾向的学生进行辅导，同时培养教师识别学生危险行为的能力[13]。
综上，对校园欺凌防治策略的研究虽然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都强调联合多方主体、调动各界力量共同防治校园欺凌。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政府层面。王静（2016）认为，现有立法中的反校园欺凌制度是缺失的，必须制订反校园欺凌法使校园欺凌有法可依。第二，社会层面。庞雪峰（2016）认为，应当加强对网络的社会监督，降低网络欺凌的比率;王宏（2017）认为，必须加强社会机构、组织与学校的协作，有效处理校园欺凌事件[15]。第三，学校层面。李燕秋（2016）认为，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导和道德教育，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王大伟（2016）认为，学校应当建立被害人救助机制、设立校园欺凌救助站，为被欺凌者提供康复治疗、心理疏导以及法律援助等帮助。第四，教师层面。陈振江（2013）认为，教师应关注班级中存在的小群体，采用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模式，警惕校园欺凌的发生;王宏（2017）认为，教师应当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从源头遏制校园欺凌。第五，家庭层面。陈纯槿、郅庭瑾（2017）认为家长应当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积极配合学校的校园欺凌防治活动[16];冯帮、何淑娟（2018）主张通过构建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等途径，加强家校合作，形成良性互动[17]。第六，个人层面。张琼（2014）认为学生要主动与师长同伴进行沟通交流，充分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增强安全意识;杨令平（2018）认为，学生应当树立崇高理想，坚持健康的价值取向，消除校园欺凌行为动机[18]。综上，我国学者从政府、社会、学校、教师、家庭、个人等维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反校园欺凌的氛围，加强相关主体的协作，才能有效遏制校园欺凌现象，建设平安校园、阳光校园。
四、简评
国外对校园欺凌进行的研究起步早，内容也比较深入，取得了很多成果。国内对校园欺凌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围绕现状、成因、以及对策三方面展开。学者们基于已有的校园欺凌现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校园欺凌的成因，提出了防治校园欺凌的对策。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措施来规制校园欺凌现象，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校园欺凌干预制度。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的校园欺凌研究现状，从多种角度出发对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成因进行归因分析，在参考相关文献和借鉴国外防治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我国校园欺凌的防治提出对策建议，促进我国校园欺凌干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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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纯槿，郅庭瑾.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2015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20）：31-41.
[17]冯帮，何淑娟.关于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北省H市为例[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8，32（1）：55-63.
[18]杨令平.近十年国外校园欺凌的研究热点与实践对策[J].教学与管理，2018（24）：116-121.
第5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迈克尔·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再造：不是自动化改造而是推倒重来》（ReengineeringWork：Don'tAutomate，Obliterate）的文章，文中提出的再造思想开创了一场新的管理革命。1993年迈克尔·哈默和詹姆斯·钱皮在其著作《企业再造：企业革命的宣言》（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AManifestoforBusinessRevolu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业务流程再造（BPR：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以取得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企业绩效的关键指标上取得显著性的进展。
自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创立以来，业务流程再造理论自身的发展和业务流程再造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比较研究一直是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本文试图以简洁的图表和语言从20世纪90年代BPR理论与21世纪BPR理论比较；BPR和CRM 、福州OA、SCM的关系比较；BPR与TQM比较；激进式改革和渐迸式改革比较等四个方面述评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的比较研究文献。
二、主要的业务流程再造理论比较研究
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的比较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业务流程再造本身的比较研究，主要有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再造的方式比较；二是和其他理论的比较。
1．20世纪90年代BPR理论与21世纪BPR理论比较
业务流程再造理论自提出以来，就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由表1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的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在概念、思考问题的角度、信息技术的应用、关注的焦点、强调的重点、变革步伐、变革频率、方法工具和地域性等方面均有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由此可见，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在时间序列上是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
2．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比较
再造的方式一直是业务流程再造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前期，哈默等人提倡激进式的变革方式，但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反思，渐进式变革开始成为变革方式的另一重要选择。如表2所示，激进式和渐进式变革在发起人、动因、方式、节奏、广度、风险和绩效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故企业在选择变革方式时，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和变革的目标等做出权变的选择。
3．BPR和CRM、福州OA、SCM的关系比较
桂良车等（2004）从功能模块、侧重点、目标等三个方面比较了业务流程再造与客户关系管理（CRM）、企业资源计划（福州OA）、供应链管理（SCM）的关系。桂良车等（2004）认为，BPR是福州OA的基础和前提，福州OA是BPR的工具和手段。具体如表3所示。
4．BPR与TQM的比较
大多数的文献认为，TQM是现有基础上的渐进式的改善，而BPR则是彻底的再造。具体而言，如表4所示，两者在改进策略、变革方式、所需时间、参与方式、典型范围、IT作用、变革方式、变革的风险方面存在不同。
此外，还有学者就业务流程再造与工业工程、标杆管理、知识管理 、公司重构、价值工程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三、简要述评
业务流程再造理论自提出以来，就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21世纪的业务流程再造理论更加成熟。在变革方式的选择上、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和变革的目标等在激进和渐进之间做出权变的选择。业务流程再造与客户关系管理（CRM）、企业资源计划（福州OA）、供应链管理（SCM）等在功能模块、侧重点、目标有明显的区别，此外TQM是现有基础上的渐进式的改善，而BPR则是彻底的再造。
第6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校园欺凌是世界各国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校园欺凌有其特殊成因，防治校园欺凌需要学校内部着眼，与家长携手，和社区联运，使学校、家庭、社区多方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多管齐下，有效遏制初中学校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校园欺凌；成因分析；防治对策
校园欺凌是世界各国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校园欺凌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都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是学校管理中的“重点顽症”。防治初中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还学生一个健康安全的净土，已经成为每一个学校管理者需要严肃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校园欺凌的成因
校园欺凌是学校管理的一大“强敌”，具有群体性、连锁性、复杂性、突发性等特征。调查表明，校园欺凌事件的产生受法律制度、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个体等诸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法律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主要有《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中规定14周岁以下的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其违法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从实施效果来看，似乎并未对未成年欺凌者形成明显的威慑力。国内校园欺凌问题长期以来停留在道德层面，没有上升为法律问题，这样就形成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人人有责，一旦出了问题却人人无责”的尴尬局面。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立专门防治校园欺凌的机构，治理经费投入也不足，且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不完善。一些社区、派出所对于未成年人罪犯的监督与帮扶流于形式，甚至基本上处于放任的状态[1]。
二家庭良性教育缺失。当前，初中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在备受溺爱之下，他们很容易养成“自我为中心”的不良性格。另有一些家庭由于父母离异、早逝或外出务工，致使孩子缺乏来自于家庭的关爱和教育。众所周知，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教养态度对子女人格形成的影响尤为重大，青少年不良的个性特征的形成，与家庭良性教育的缺失有极大的关系。在家庭中，孩子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易情绪波动，缺少同情心，人格和行为易发生扭曲。就此，有学者研究表明，“欺凌者的家庭表现为缺乏情感温暖，在儿童表现出攻击性时缺乏一致的教育方式或父母的教养方式多以粗暴惩罚为主，父母之间的交往也充斥着敌意与暴力”[2]。可见，一些父母忽略了与孩子的沟通，孩子缺乏情感温暖和关爱，只能在“孤独”中长大。
三是学校管理缺位。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仍盛行应试教育，过分强调分数成绩，忽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很多学校对学生的欺凌行为的严重性重视不够，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深层次诱因、影响、负面效果等认识不足。为了不影响学校声誉，部分学校以“家丑不可外扬”“能压则压”为借口将问题淡化处理，对欺凌行为的漠视，不仅无益于尽早化解矛盾，甚至会酿成严重后果。此外，教师的疏于管教也与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有直接关系。有些教师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关注少，缺乏与其的沟通与交流，不能及时发现学生的异常行为；有些教师害怕被家长和学校追责，而淡化处理学生的欺凌行为，导致一些轻微的违纪行为逐渐转化为严重的不良行为。
四是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变动时期，各种资讯不断扩展渗透，其中对一些暴力行为的大肆渲染侵蚀着未成年人原本纯洁的心灵，给思想还未发展成熟，未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学生以极大的冲击，乃至导致他们对暴力行为的效仿。此外，校园周边环境的复杂混乱也是将学生引上欺凌行为的重要诱因。如有些学校附近随处可见电子游戏机室、网吧等，不少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更有的学生为了缴纳游戏机费而抢劫、勒索同学。
此外，学生在生理、心理上还不够成熟，纪律意识、法治意识淡薄，情绪控制能力较差，性格急躁，重友谊，讲义气，好感情用事，自我认知能力弱，处理矛盾问题的方式简单等原因，也会导致初中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二、校园欺凌的防治对策
由上可见，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防止其产生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据此，防治校园欺凌也应从学校、家庭、社区等角度依法依规管理，打出一套 “组合拳”，防止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为此学校近年来采取了多项对策，收到了良好效果。
1.从内部着眼，建立“反校园欺凌”有效机制
一是学校建立健全防治校园欺凌的管理制度。为防止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学校首先设立了“反校园欺凌”领导机构，组建了由校长负主责，分管德育副校长、德育主任、教师、少先队辅导员、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法制副校长和校外专家等组成的学生欺凌防治委员会，以加强对“反校园欺凌”的管理。同时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强化学校及周边的巡查与安全管理，加强欺凌事件易发现场的监管，及时排查可能导致学生欺凌事件发生的隐患。努力建设一个安全、阳光、健康的校园教育环境。其次，学校还制定防治和处置校园欺凌的工作措施。如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制定反欺凌校规，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再如加强校园欺凌治理的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公布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并明确负责人。另外，建立校园和校园周边重点场所巡查制度。学校一旦发现校园欺凌事件，都会在第一时间予以处置。对校园欺凌事件，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校园欺凌实行“零容忍”政策。
二是培养学生自主防范校园欺凌的意识。针对学生特定的生理、心理特点，学校因势利导，通过让学生自主管理，培养学生的防范意识。如建立学生自主防治校园欺凌小组，让学生自主组织校园欺凌事件的预防宣传活动，包括大型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实践活动可等，让学生在活动中融洽感情，培养友谊，减少欺凌事件发生的诱因。再如通过民主讨论，自主自定反欺凌班规，让学生对照理解，自觉提升学生防治欺凌的意识。同时，学校还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反校园欺凌的应变能力。如告诫学生遇到欺凌时要大声呼救；穿戴朴素低调，不过于招摇；放学后要按时回家，独自行走时尽量走大路；规范自身上网行为，学会自我筛选、净化网络信息，不做不道德和侵犯他人隐私的事情，杜绝网络欺凌发生的机率。
2.与家长携手，形成防治校园欺凌的合力
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对孩子的行为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预防学生欺凌，家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学校充分运用家长委员会与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培训，要求家长从如下五个方面努力：一是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平时多陪伴孩子，给孩子以关爱。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加强与孩子的日常沟通交流。单亲家庭尤其要避免孩子产生孤僻、自卑的性格。二是重视对孩子的生命教育。教育孩子懂得对生命的敬畏和呵护。通过培养孩子的同情心理和责任意识，引导孩子学会友善、健康的交往方式，塑造其良好的个性。三是与老师经常保持联系，主动了解子女在校的情况。要求家长经常跟班主任、任课教师直接沟通，形成更有力的教育保障。四是做孩子的好榜样。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生活的第一个空间，其风气、风格、风尚都熏陶着孩子。扎起良好的家风、家规的篱笆，也是预防校园欺凌的一个重要方面。五是家长要正确识别和判断孩子是否遭受校园欺凌。家长应留心观察子女的行为习惯、精神状态等细微变化，并且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及时厘清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所在，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3.学校与社区联动，筑牢防治校园欺凌的铜墙铁壁
要防治校园欺凌，学校还必须借助社会的力量。为此，学校从四个方面加强与社区的合作，形成校园欺凌综合防治体系：一是强化防治校园欺凌专题教育。学校在每个学期开学典礼和散学典礼上，邀请法制副校长开展防治校园欺凌专题讲座。同时，校园欺凌发生后，学校通过公安机关对实施欺凌的学生予以训诫，对于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根据法律进行处理等。二是建立“少年警队”。我校与街道派出所密切配合，在全区初中学校成立了第一支“少年警队”。“少年警队”可以及时察觉、反馈校园欺凌的讯息，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支品质好、有能力、有热情、有正义感的防治校园欺凌的志愿者队伍。三是建立社工驻校制度。学校争取街道支持，倡导社会各类防治机构与公益组织参与其中，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校园预防欺凌防控系统，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四是与社区配合，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学校经常与街道、社区、派出所、企业联系，通过网络平台了解社区治安管理信息，及时了解社情民情，掌握本校学生在社区的行为表现。如此，就让社会的力量、家长的力量、学校的力量联合起来，综合防范，筑牢了防治校园欺凌的铜墙铁壁。
总之，防治校园欺凌，不仅是个教育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需要多管齐下，要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作为法律部门，应该制定和完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为中小学、家长和社会准确把握校园欺凌行为，正确采取教育、管理或惩戒措施提供法律依据。作为社区，要不断净化学校周边的育人环境，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作为学校，应当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并举，重智育更需重德育，在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安全自护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和团结友爱教育。作为家长，要树立良好家风，对子女的成长负责，加强文明、道德、纪律、交往、法制教育，及时询问孩子在学校、社会的表现，经常了解他们与同学交往情况，把握子女的成长状态。[3]通过多方联动，协调行动，携手反对校园欺凌，让校园才能真正成为阳光、安全的学习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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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全面丰富和系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与研究内容，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如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重大课题，从十个方面全面丰富和系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是揭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形成根本立场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其他经济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人民服务的，鲜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发展社会主义阶段论。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历史时期的具体形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高发展阶段，也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跃升的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进一步划分出具体阶段，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它创新了社会主义阶段理论，也为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深入开展经济研究、正确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依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
三是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全面深化改革论。明确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创造性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揭示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等等。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九个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思想的重大创新性发展，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理论的内容。
四是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论。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紧迫任务，围绕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包含着增强发展动力、协调发展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高发展内外联动性、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重大思想。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自然生产力理论、全球化理论、社会再生产与收入分配理论，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出正确方向，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对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将带来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跃升。
五是把供给管理纳入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体系，创新宏观经济管理论。一是深入分析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通过一系列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是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创新。二是在宏观调控中增加了供给管理的内容，创新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强调在注重需求管理的同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实现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这超越了局限于需求管理和短期调控的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理论，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和环境保障。
六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形成全面开放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开放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全面”二字进一步提升了开放的理念和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全面开放的基本内涵是：主动开放，把开放作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双向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开放，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公平开放，构建公平竞争的内外资发展环境；共赢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包容开放，探索求同存异、包容共生的国际发展合作新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是全面开放实践的重大创新。
七是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一系列创新性思想，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规律，为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指明了路径。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深化了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科学而系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中观层面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战略，以及一系列具体举措，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强调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具体构成，极大提升了人们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八是制定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展共同富裕论。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魄力，首次为实现共同富裕制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为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力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九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全球经济治理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有利于推动世界范围生产关系改善和生产力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强调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坚持创新引领，让创新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坚持普惠共赢，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空间，促进全球包容发展。
十是强调必须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领导核心论。提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对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性进展。在现代社会，生产活动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只有在良好的组织下才能有序进行。经济体量越大，风浪越大，掌舵领航越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要履行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议大事、抓大事，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就要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提出和不断丰富发展，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高度。
第8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轻度认知障碍(mildcognitiveimpairment,MCI)是指有轻度记忆力损害,但其他功能保持完好,达不到痴呆标准的老年人所处的一种认知损伤状态。Petersen［1］认为MCI是正常老化和早期老年性痴呆之间的过渡阶段,其诊断标准为：主诉记忆障碍,有知情者证实；有记忆损害的客观证据(记忆测验成绩低于年龄和文化程度匹配的正常对照1.5个标准差)；总体认知分级量表轻度异常,如总体衰退量表(globaldeteriorationscale,GDS)2～3级，或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linicaldementiarating,CDR)0.5分；一般认知功能正常；日常生活能力正常；不够痴呆诊断标准并除外任何可以导致脑功能紊乱的躯体和精神疾患。MCI包括三个亚型：单纯的遗忘型、单一的非记忆认知损害、轻微的多方面认知损害。BusseA［2］等用不同的标准发现MCI的患病率波动在3%～20%,部分患者持续恶化,每年8%～25%的MCI患者转化为痴呆［3］,因此MCI人群为老年痴呆的高危人群,应该重点监测,早期诊断。对于我国大群体老年人及有限的医疗资源,这就需要简便快速的筛查评估工具。现将国际上报道的MCI筛查评估工具介绍如下。
1国外对MCI筛查评估工具的探索
国外对MCI的筛查评估大致有沿用认知筛查工具，联合使用筛查工具，研制专用工具，计算机软件版的测试工具等发展方向。
1.1借用传统的筛查工具2004年以前筛查MCI没有专门的工具，大多借用痴呆或其他认知筛查量表直接筛查。目前仍有用其他领域的筛查量表筛查MCI的尝试研究。此类工具毕竟不是为MCI量身定做的，故测试的认知领域不够全面，敏感性特异性未达到最理想水平。
1.1.1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statusexamination,MMSE)是由Folstein［4］等设计的痴呆筛查量表，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认知缺损筛查工具。包括定向、记忆、计算、语言、视空间、运用及注意等方面的测试,共11个项目,总分30分，测试时间不应超过30分钟。MCI的界定值根据地域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有26和27截断点之分。MMSE对痴呆诊断的敏感性可高达1.0，特异性0.98，重测信度0.80～0.99，施测者之间信度0.95～1.00［5］。但其作为MCI的筛查工具,并不具有特异性，如Strain报道［6］，MMSE识别MCI的敏感性仅为0.52，且易受受试者教育程度的干扰。
1.1.2画钟测验(ClockDrawingTest,CDT)是用于注意力集中和结构性失用的神经心理学检查，方法是让受试者画一钟表,写上12个数字,指针指向11时10分［7］。检测理解能力、计划性、视觉记忆、图形的重建能力、视空间功能、动作的执行功能、数字知识、抽象思维、注意力等。评分方法简单，Yamamoto［8］证实常用的三种评分法Sunderl、Rouleau、Cahn中，Cahn"s法在截断点为7时,对MCI有最高的检出率,敏感性0.74,特异性0.75,得分与MMSE的相关性为0.8以上,耗时短(1～5min),受受试者文化程度、种族语言、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小，因此适宜在不同种族人群中应用，但在低受教育程度者或上肢有残障者中单独作为痴呆筛查的工具时,其准确性较低。
1.1.3提示回忆测试(Enhancedcuedrecall,ECR)包括自由回忆和提示回忆［9］，提供给受试者四张卡片,每张4个黑白图，共16项。学习后先自由回忆,然后给予提示后回忆,最后根据受试者回忆的卡片数记分。Saka［10］等证实其是评价土耳其老年患者记忆损害的有价值的筛查工具,对MCI的识别,ROC曲线下面积0.625(ROC曲线由不同诊断截界值的真阳性率和假阳性率构成的曲线，曲线下面积大小反映诊断价值的大小,其范围为0.5-1)。耗时短,不受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1.1.4七分钟筛查（7-MinuteScreen）［11］是一个包括定向力、记忆、视空间和语言流畅性等4方面认知的简短测试，比其他筛查工具提供较广泛的神经检查,重测信度0.91，施测者之间信度0.92，平均检查时间为7分钟左右,但其对MCI的筛查效果在西班牙人群试验中显示不是很理想［12］,对MMSE>24分的MCI的敏感性仅为28%。
1.1.5简短认知能力测试(TheShortCognitivePerformanceTest,Syndrom-Kurztest,SKT)［13］是测查记忆和注意认知损害的评估工具,包括9个不同的子测试,主要测试记忆、注意、相关认知功能、执行速度等方面。每个测试限制在60秒,整个试验不超过10-15分钟,评分简单易学。Flaks［14］等用SKT在巴西人群中筛查MCI,证实其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alpha=0.80）,总体得分和MMSE、CDT显著相关,受受试者教育程度的偏倚影响。已有巴西、德语、英语等版本。
1.1.6电话筛查认知功能(telephoneinterviewforcognitivestatus-modified,TICS)［15］是一经济、简便、灵敏的认知筛查途径，最新版为Gallo和Breitiner的修订版,21项,总分50分,可分为三部分：记忆力20分、定向部分13分、语言和注意力部分17分。应用此版本对12709名老年双胞胎进行大规模的MCI筛查,其结果显示敏感性0.99，特异性0.86,ROC曲线下面积0.88,平均耗时10.2±3.5min，记忆部分敏感性最高,定向部分敏感性低,cronbachα系数为0.91。不足的是受听力的影响和外界条件的限制。
1.1.7嗅觉筛查试验(theSniffin"SticksScreeningTest,SSST)是通过对12个常见气味的识别［16］，简单快速地评估嗅觉功能，已在欧洲广泛应用,意大利人对此项目的筛查比较敏感。得分大于11分为嗅觉功能正常，小于10分为部分缺失，小于6分为嗅觉缺失。SSST用于MCI的筛查,是MCI筛查领域新的尝试。Eibenstein［17］研究表明遗忘型的MCI患者的嗅觉功能有明显的损害。MCI患者的SSST得分为8.3±2.1，正常对照组为10.8±0.9，P1.2.2认知能力筛查试验(CognitiveCapacityScreeningExamination,CCSE)和MMSE结合组成CMC(两者缩写)筛查Xu［19］等发现MMSE、CCSE、CMC对MCI的测查敏感性分别为0.61、0.74、0.83,最低特异性0.80,在保持特异性不变时,CMC比MMSE和CCSE单独使用,敏感性要高。CMC是客观实用的MCI筛查工具,缺点是比单一工具相对冗长和繁琐,而且评分分成两个量表。
1.2.3两步筛查法［20］第一步通过邮寄问卷筛出记忆下降的老年人,接着电话访谈和十个单词学习测试评估其记忆和认知状态,缩小筛查范围,第二步面对面地用MMSE和语言学习听力测试(AuditoryVerbalLearningTest,AVLT)进行评估,可准确筛查一般老年人群中的MCI。缺点是工作相对繁琐，测试时段较长。
1.2.4简短问卷筛查测试（Briefinformantscreeningtest，Li）［21］等报道了采取简短记忆问题(asingle-iteminformantreportofmemoryproblem,IRMP)和日常生活活动量表中的4个条目(afour-itemInstrumentalActivitiesofDailyLiving,4IADL)的组合方法筛查MCI,IRMP指简短询问有无记忆下降问题；IADL的内容包括使用电话、自我用药、处理自己的钱财、使用公共车辆能力。二者联合使用对MCI的鉴别,工作曲线下面积(AUC)由分别的0.795和0.796上升到0.872,敏感性和特异性提高到0.865和0.795,达到较理想的筛查水平，建议作为MCI的筛查工具使用。
1.3专用工具的研制和使用2004以后，国外出现了针对MCI的认知损害领域研制的测试工具,这些新的工具包含多种认知评估工具中的优势条目或多个认知领域的单项测试即子测试，这是上述联合筛查的进一步发展后形成的较系统的筛查，尚缺乏大规模的临床验证，还未引入我国。
1.3.1AB认知筛查（ABCognitiveScreen，ABCS）包括定向、重复单词、延迟回忆、画钟、语言流畅等5个认知子测试，总分135分，完成时间3分钟。能敏感地区分正常人群、MCI、痴呆。Molloy［22］等研究结果表明在使用标准MMSE测试MCI和正常人时平均得分差别不明显，而使用ABCS时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CI患者平均得分为106.6，正常人群得分为111.7,曲线下面积0.7，且不受读写能力的限制，也较少受受试者教育程度和年龄的影响。
1.3.2记忆改变测试(MemoryAlterationTest,MAT)是针对遗忘型MCI的筛查工具，包括语言片断和语义记忆测试,5分钟完成,快速简易。Rami［23］等对400名西班牙老年人群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人群均分41.4,MCI患者得分31.5；取截断点37时，对MCI的识别敏感性0.96，特异性0.79；取截断点28时，敏感性0.87，特异性0.82，能有效的识别MCI和早期痴呆。
1.3.3DemTect［24］是Kalbe等研制的快速有效的MCI测试工具,选取了及时延时记忆、数字转换、语言流畅、操作记忆等子测试。13-18分代表认知正常,9-12分为MCI,0-8分为痴呆,全过程需要8-10分钟,具有很高的信度，敏感性等同CDR,适用于早期或轻度其他记忆损伤。部分MCI的MMSE得分正常，但DemTect是低于正常范围,对MCI患者的识别，敏感性0.80,特异性0.92，明显优于MMSE。且不受受试者教育程度和年龄的影响。
1.3.4蒙特利尔认知评估（TheMontrealCognitiveAssessment,MoCA）［25］是Nasreddine等研制的MCI筛查工具，评估注意力、执行功能、记忆、语言、抽象思维、计算、定向力等认知领域,总分30。MoCA和MMSE得分显著相关,对MCI的测查,选取截断点26时,MMSE的敏感性0.18,特异性1.0,而MoCA的敏感性为0.90,特异性为0.87,但MoCA可在MMSE的正常范围内发现MCI。与DemTect相比,MoCA的敏感性要高,而且评估的认知领域较全面。同时MoCA具有很高的重测信度(0.9以上)、内部一致性（Cronbachalpha=0.83）、阳性和阴性预测值。完成整个测试大约需要10分钟。已有英语、法语、荷兰、西班牙语版。
1.3.5认知综合筛查（ATriageforCognitiveScreeningUlrike）［25］等研制了德国人的MCI组合筛查工具。其选取了字母分类测验（LetterSortingTest,LST）、记忆损害筛查、语言流畅、CDT、ADAScog（Alzheimer"sDiseaseAssessmentScale）定向测试、Boston命名测验等6个子筛查项目,包含了认知损害的主要领域,如语言信息的记忆、视空间能力、定向力、物品命名、认知流畅等。试验完成时间不到10分钟。其诊断MCI的敏感性为83%,比单一测试(LST的62%)的准确性明显提高,但相对来说,测试项目较多,适合精神和神经科门诊病人使用。
1.4利用现代技术扩大测试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利用因特网计算机进行测试，成为神经心理学发展的趋势，将筛查量表发展到计算机软件版，实现网上自我测试，是筛查领域里质的飞跃。MCI的筛查也出现了计算机软件版。
计算机实施的轻度认知障碍的神经筛查(TheComputer-AdministeredNeuropsychologicalScreenforMildCognitiveImpairment,CANS-MCI)［27］,计算机管理实施,评分,通过触摸屏上多个子测试,自我测试语言流畅、执行功能、记忆等认知功能,有效性可与韦氏记忆修订量表等同。最高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lpha为0.93，重测信度0.62-0.89。通过计算机管理，减少了施测者的人为误差和工作时间，并可自由转化成各种语种，但要求受试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测试时间相对较长，完成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
2我国对MCI筛查工具的探讨我国的MCI研究起步较晚，对其筛查主要是沿用痴呆的评估量表，如MMSE、CDT、TICS等，其中也有自行编制MCI的筛查量表的尝试研究。
肖世富等［28］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老年认知功能评价成套神经心理测验（WHO-BCAI）中的连线测验B、小标记测验、精神运动测验、视觉推理和语义联系测验等能较好地区分MCI和正常人群，王金环［29］也证实了其对老年认知损害的早期评估价值。解恒革［30］对1437例60岁以上男性非痴呆老年人MMSE的参考值和MCI进行调查，证明MMSE仍可用于MCI的调查研究，但对于其结果的解释，应结合年龄－文化参考值加权考虑。孟超等［31］报道证实CDT具有很好的重测信度和诊断效度,可用于痴呆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但对于MCI和正常人群的识别能力有限；随后对64例MCI患者与52例正常人对照研究证实TICS-m诊断MCI的敏感性0.89［32］，特异性0.92，同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并优于MMSE,可用于MCI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筛查。其中郭起浩等对MCI的筛查做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先后报道了老年记忆功能问卷［33］、图片学习［34］、韦氏记忆量表中文修订版(WMS-RC)中图片短时记忆和心智B［35］、Boston命名测验测验等对MCI的识别作用［36］。史伟雄等［37］研究表明听觉词语记忆测验（AVMT）可以很好地识别有记忆损害但未达到痴呆的MCI患者。
3结论
对MCI的筛查研究还在不断深入,以期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遗憾的是所有的MCI筛查工具都未考虑到老年人的视力、听力、肢体残障等缺陷，其中MCI筛查评估工具大多数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尤其在我国相对较低文化水平的老年人群中，要注意文化水平的校正与调适。对于TICS和计算机软件版的测试目前在我国还缺乏相应的硬件设施，因此普及还有很大的难度，不过可以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我国的MCI筛查研究，除了自行编制的老年记忆功能问卷(样本量仅为16例，缺乏大规模的验证)外，多是借用从国外直接引进或进行部分修订的痴呆评估量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群特征,会有偏倚的产生，而且MCI患者的认知水平要高于痴呆患者，故沿用的传统的认知筛查量表虽然简便，但测试的认知领域不够全面，对MCI的测试缺乏特异性；联合筛查工具较传统认知筛查工具有所改善，但其测试内容相对增多，测试时间延长，筛查的认知领域仍然很局限；专用工具和计算机版的测试能全面测试MCI损害的认知领域，但计算机软件版的测试对硬件设施和受教育程度的需求，我国目前是很难达到的，故专用工具的测查是值得推荐的；经过文献检索，在专用工具中，MOCA是测试认知领域最全面、敏感性和特异性最理想、测试画面形象生动、花费时间合理、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的MCI筛查评估工具。
应该借鉴国际上对MCI筛查量表研究成果,从我国实际出发,选择或研制一套适合我国老年人群的,简便快速高准确性的标准化MCI筛查工具，进一步进行临床效证，真正做到对MCI患者的早期筛查,早期预防,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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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川
2007-05-25收稿，2007-09-10修回
第9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关键词】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9）12-0297-01
轻度认知障碍（MCI）是指有轻度记忆力损害，注意和学习困难，但其他功能保持完好，达不到痴呆诊断标准的老年人所处的一种有可逆性的认知损伤状态[1]。研究表明约有44%的MCI患者会在3年内转化为阿尔兹海默病（AD）[1，2]。
目前为止，MCI被认为是介于正常老化和老年痴呆之间的一种状态，是AD的前期状态，对MCI进行早期干预，可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减退和AD的发生[3]。现就目前国内外对MCI的研究做一综述。
1诊断和筛查
1.1诊断
目前，对MCI的诊断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标准，有多种参考标准包括Peterson关于MCI的诊断标准等。其中较受认可的是Peterson的诊断[4]。但是由于这样的诊断方式不适合于普查，因此需要更简便的筛查工具。
1.2筛查工具
MCI的筛查工具大都是国外学者研发的，部分沿用的是认知筛查量表，如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MMSE）等，但MMSE是用于痴呆的筛查[5]。此外还有MCI专用筛查工具，如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公认最好）等[4]。
国内大多是本土化的国外量表。中文版的MoCA其敏感度及信效度较MMSE高，但是MoCA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测量结果受到被试者文化程度等影响，所以在初步筛选时MoCA和MMSE应联用[4，7]。
2流行病学
国外有研究调查发现MCI在墨西哥老年人群中发病率为6.45%，西班牙约为31.40%[6]。国内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MCI在北京发病率为15.7%，上海为20.1%[9]。
3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在生物学因素方面，研究发现ApoE4等位基因是MCI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6]。另外，年龄越大，风险越高。而性别中，男性多于女性[3，8]。在社会学因素方面，低文化、常飲酒、兴趣爱好狭窄是MCI的危险因素。在躯体疾病因素方面，冠心病、COPD等是MCI的危险因素[9]。而在上述危险因素中，除了年龄、性别和遗传因素外，其余均是可干预的因素。
4干预
对于MCI的干预，其干预大多是以社区为基地，以护理人员为主的多学科人员合作的方式进行MCI患者及家庭的心理社会干预，包括认知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等，均有一定的成效[2]。
MorettiF对MCI患者进行认知训练干预，在干预后以及三个月随访发现其生活质量和认知能力水平有所改善[6]。国内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相同，但不同的是，其生活质量评分并未提高[2]。除认知干预外，学者也尝试对MCI患者及家庭进行活动干预，结果发现干预后患者的认知能力评分有所改善[2，9]。部分研究则是结合多种干预方式制定了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如健康教育、记忆力及运算能力训练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9]。
5小结
MCI一旦发生，会使老年人产生负性心理情绪，降低其生活质量[7]。因此，早期识别MCI危险因素，筛查高危人群并进行积极干预，可以预防MCI的发生。现阶段国内外对于MCI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而对其的干预也尚在探索中。随着人口老龄化，MCI的患者会越来越多，为了更好的防治AD，MCI的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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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思维发展至关重要。虽然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对高阶思维的研究，但尚未形成能够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相关界定，其培养方法众说纷纭。本期，我们从研究的视角阐释高阶思维能力的研究现状，从批判性思维、思维能力整体提升等不同侧面解读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高阶思维能力（HigherOrderthinkingSkills）是当前国际教育研究的热点，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对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美国在2002年启动了“21世纪技能研究项目”，旨在推进美国教育系统对时代挑战的应对，其中特别提到了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等能力。英国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框架文件中，在数学学科明确提出高阶思维能力培养，要求学生能够“将数学知识应用到难度日益增加的常规和非常规的问题解决中”。新加坡2009年发布的《理想教育成果》明确提出“推理与决策”“反思性思维”“好奇心与创造力”“应对复杂与模糊问题能力”四方面的高阶思维能力。
国际学界对于高阶思维的关注并非空穴来风。心理学界对于高阶思维的相关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研究集中在教师教育、特殊需求学生教育、天赋学生培养等特殊群体上。随着近60年的不断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关高阶思维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学科高阶思维培养策略研究、高阶地位的表现与能力测量研究、特定群体的高阶思维发展现状调查分析等方面。
我国的高阶思维研究于2000年起步，目前主要集中于在教学中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方法、在具体学科中如何培养高阶思维等。我国在探讨“高阶思维”时与国际的话语指向有比较细微的差别：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在不同学科中以整体性观点来研究高阶思维，国外学者则更倾向于将高阶思维进行划分，穷举出决策、推理、批判、反思、构建支持、分析观点、实验探究、错误分析等不同思维方式。
一、高阶思维概念的前世今生
“高阶思维”这个词很早就走入了教育心理学研究者的视线。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中就将教育目标进行分层，由低到高分别是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其中后三项就是高阶思维能力。奥苏贝尔将学习的结果分为命题学习、应用、表征学习、概念学习、问题解决、创造，其中问题解决、应用和创造都指向学生的高阶思维。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加工学派李维斯和史密斯等人将高阶思维进行总结类化，认为高阶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是学生“把非常规情境中发现问题的思维能力综合和复杂化的过程”。到了90年代，认知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巴拉克教授对高阶思维能力的范围进行了拓展和巩固，认为超越了信息查询和识记的思维活动都可以被称为高阶思维。从9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学科都开始开拓自己的高阶思维能力列表，完善自己学科中高阶思维能力的归纳与总结。在数学领域，美国全美数学教师理事会（NCTM）在2006年将数学高阶思维能力定义为“解决非常规性问题所需要的思维……包括：分析、逻辑、批判、评价、反思、创造等能力”。所谓“非常规性问题”，就是学生尚未知道算法的新的问题情境。
从高阶思维的发展以及各学派对其界定中可以看出，高阶思维至少具有如下特征：①不是简单的知识交流授受;②必须要在学生自己的大脑中与原有知识发生联结，且梳理出包含、递进、因果等关系类型;③这种联结的目标指向是问题解决;④是一种综合性、复杂性、创新性的思维。
二、高阶思维能力研究的世界图景
为了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当前世界对高阶思维能力研究的进展，我们对国际学术论文数据库WOS进行了知识图谱数据分析，对研究热点、代表人物和焦点机构进行了简单梳理。
上图是利用图情分析软件citespace制作的高阶思维能力研究知识图谱。图片的解读有四个要素。①研究时间进程：图片最上方的横线颜色表示时间进程，越靠左时间越早。②研究热点问题：图中的“十”字表示研究的热点话题，“十”字越大，表示关注的人越多。③热点问题的时间跨度：“十”字本身带有颜色，颜色越红代表越是新近关注的重点。④热点问题之间的关系：“十”字与“十”字之间的连接线表征各研究问题之间的联系与演变。
从上图不难看出：从时间演变来看，世界有关高阶思维的研究从一开始并未分化，而是以“高阶思维技能”为一个整体走入研究者视线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批判性思维”最早被分离出来;从研究热度来看，数学学科、批判性思维、学生学业表现、动机激发、知识获取与课堂教学是高阶思维研究的重点;从相互关联来看，学业表现可能成为下一个研究的焦点，研究者的大致思路基本都遵循“最大赢家”套路，即研究者通常在学生的课堂表现中观察到其思维特征，并结合自己的学科教学对这些思维特征的发展、培养等问题进行思考，最后落脚在学生学业表现上。
我国的高阶思维研究起步较晚，但后来者居上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分析得到很多研究启发。对于一线教师来说：①数学教师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从事学生高阶思维的观察、研究和培养，广大数学教师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教学中尝试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②“磨刀不误砍柴工”，高阶思维培养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虽然因此会花去一些时间来备课和引导学生，但这些时间最后都会化为学生成绩提高的效益;③高阶思维的研究可以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研究入手，因为从国外的研究经验来看，批判性思维具有很强的外显性，较容易被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捕捉和分析;④高阶思维的提升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动机的提高，因为自我成就感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学习动机作为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非智力因素，能够带动学习态度、学习习惯等其他非智力因素共同发展。
三、数学高阶思维能力的内容与培养
虽然全美数学教师理事会（NCTM）对数学高阶思维给出了一个定义，但由于过于宽泛，至今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共识。香港《数学课程标准》在2009年对数学高阶思维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解读，认为数学高阶思维能力包括探究、建构、问题解决和传意四种能力。探究能力是指根据已知条件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从而得出相关结论;探究活动需要的数学品质有观察、分析、验证等。建构能力指通过深入思考，把知识重新组织起来，从中获得新的规律和观念，并加以归纳。问题解决指在陌生的情境下，懂得怎样运用已有知识。传意能力包含分享观念和接收信息，并能以数字、符号、图像、模型等方式进行表达。香港的数学课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东西方的交汇与结合，因而其对于高阶思维能力的探讨目前被学界较多人认可。
內地对数学高阶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维的评价和培养上。张红霞老师对初中生的数学高阶思维能力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包括分析、评价和创造三个维度（如表1）。
上海市教研员胡军认为，数学高阶思维是由策略性思维（元认知）、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型思维三者构成的一个立体三维模型（如图1）。正如长方体的体积由长、宽、高共同决定，学生的数学高阶思维能力也应该由策略性、批判性、创新型三种思维共同决定。若有一种思维相对发展较弱，就会像“木桶理论”一样影响到学生的整体思维水平。
研究者通过分析大量课例发现：想要发展学生的策略性知识，必须让学生在课堂上把脑筋动起来，敦促他们主动思考。在学习数学知识时，教师注意强调新知识的上位概念，为他们梳理学习知识的“思维支架”。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除了常规地鼓励学生多提问题之外，更要注重敦促学生在学习中内省，鼓励他们不断检视自己的思维过程，检视自己所学习的知识与原有知识的联系与区别。对于创新型思维的培养，在教学中要避免解题套路化，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解题思路，归纳总结解题方法。
天津师范大学刘世哲团队对天津市20名小学数学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视频进行分析，并利用自行开发的课堂观察量表对教学过程进行量化编码和处理。研究发现：学生的思维发展基本都遵循“认识接受→元认知自检→提取→理解→分析→知识应用”的路线，各环节无法逾越;专家型教师善于讲故事，他们特别注重对问题情境和学生解题思路的讲述和分析，以刺激学生进行元认知检视，自发形成解题策略;专家型教师在教学中设置的开放型问题占比不低于40%，使得学生能够有更多机会进行“思维体操训练”，这些开放型问题通常都是在“思维生长点”“知识衔接点”上;课堂设问应由浅入深，“问题串”成为绝大多数专家型教师的首选。（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第11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屡见媒体报道因校园暴力而产生的学生跳楼、卧轨、服毒等恶性事件，校园暴力已经成为影响家庭和谐、校园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对校园暴力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干预策略等方面的一些主要成果和最新进展，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国内；校园暴力研究；最新进展；问题思考
近年来，屡见媒体报道我国因校园暴力而产生的学生跳楼、卧轨、服毒等恶性事件，校园暴力已经成为影响家庭和谐、校园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事实表明，屡教不改、肆无忌惮、不计后果的青少年引发的性质恶劣校园暴力，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身心伤害，而且对同龄伙伴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消极影响，也给相关家庭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等方面无法挽回的损失。针对各国校园暴力发生率日益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国政府、教育机构、专家、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在校园暴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新进展。为此，笔者在广泛地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国内在校园暴力的概念界定、研究内容、干预策略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对研究和有效预防校园暴力有所裨益。
一、校园暴力的概念界定
校园暴力是一种发生在校园内外较为普遍的特殊社会现象。但什么是校园暴力？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概念。第49届世界卫生大会（1996）首次将暴力作为严重危害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提出，定义为：“暴力是指蓄意滥用权力或躯体力量，对自身、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导致身心损伤、死亡、发育障碍或权利剥夺的一类行为。”[1]我国学者张旺认为“校园暴力是发生在校园内外、施加于学校成员（既包括老师又包括学生）的能导致身体和心理伤害的行为。”[2]杨宏飞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小学师生普遍认可比较严重的身体攻击和性骚扰为校园暴力，不太认可言语攻击为校园暴力。教师比学生更认可身体攻击为校园暴力，而学生比教师更认可言语攻击、财产破坏和一般性的体罚为校园暴力。”[3]说明教师和学生对校园暴力概念的认识本身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姚建龙认为，“目前对校园暴力界定的各种观点，大体可分为以‘校园’为中心的界定模式和以‘师生’为中心的界定模式两种。校园暴力宜界定为发生在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辐射地域，学生、教师或校外侵入人员故意侵害师生人身以及学校和师生财产，破坏学校教学管理秩序的行为。”[4]
综上所述，校园暴力可以界定为发生在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大中专院校等）内外的，导致师生身体和心理伤害、造成师生财产和名誉受损、破坏学校正常教育秩序的言语和行为。
二、校园暴力的研究对象
近年来，我国学者、专家对校园暴力的研究视角从关注国外研究，逐步发展到更多地关注国内特殊群体的具体行动研究，特别是关注中学、中专、中职、大专院校等的青少年群体。
1.关注中小学生。荆春霞等[5]对广州市某中学1890名学生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原因分析的研究；刘霞等[6]对某市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抽取875名中学生校园暴力行为及相关因素分析的研究；陈海珍等[7]对广州市1064名中学生校园暴力发生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的研究；薛玲等[8]对唐山市中小学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特别关注发生在中小学的校园暴力。
2.关注中专（中职）生和大学生。孙静等[9]护理女生校园暴力情况调查和干预效果评价的研究；陈大光等[10]中专女生童年期目睹校园暴力经历及其与心理问题的关联研究；庞淑兰等[11]唐山市某职业高中校园暴力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的研究；王畅等[12]人对广州市大学生校园暴力发生情况与危险因素的研究，特别关注中专、中职、高校的校园暴力。
三、校园暴力的研究内容
1.校园暴力的现状研究。刘霞等对中学生校园暴力的研究发现，精神暴力的检出率为59.0%，躯体暴力的检出率为35.7%。[6]薛玲等在对河北省唐山市中小学校园暴力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校园暴力发生率为53.0%，其中躯体暴力发生率为36.3%，心理暴力发生率为31.5%，性暴力发生率为5.5%；50.8%的学生曾遭受过暴力，16.7%的学生有过施暴行为；男女生施暴行为分别为21.7%和11.8%。[8]庞淑兰等对唐山市某职业学校的研究发现，校园暴力发生率为59.0%，其中男生为75.9%，女生为50.5%，暴力形式以心理暴力发生率最高，为50.7%，其次是躯体暴力，为34.8%，性暴力发生率最低，为7.2%。[11]陈海珍等对广州市中学生在近1年里校园暴力的研究发现，校园暴力的发生率为40.7%，其中遭受暴力和施暴他人发生率分别为33.5%、18.6%；在受暴类型中，心理暴力发生率最高（18.2%），其次是被人故意破坏物品（14.8%），身体暴力（13.7%）和性暴力（4.7%）；在施暴类型中，身体暴力发生率最高（11.9%），其次是心理暴力（9.4%），故意破坏他人物品（4.1%）和性暴力（2.7%）。[7]王畅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校园暴力发生率为69.9%，男、女生校园暴力发生率分别为75.6%、63.8%。校园暴力施暴和受暴发生率分别为63.6%、55.3%，男生施暴和受暴发生率分别为70.9%、60.0%，女生施暴和受暴发生率分别为55.7%、50.1%。精神暴力发生率最高为68.0%，其次为性暴力为34.2%，躯体暴力最低为16.5%。[12]
四所学校校园暴力发生率对比表
如上表所示，同样是中学，校园暴力的总体发生率在不同地域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同一地区，如唐山市普通高中心理暴力的发生率明显低于职中，躯体暴力的发生率却略高于职中。广州市中学生校园暴力的总体发生率明显低于大学生，性暴力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大学生。由此可见，校园暴力的类型在中学阶段与大学阶段存在差异，中学阶段的心理（精神）暴力要得到学者和校方的关注，大学阶段的心理（精神）暴力和性暴力要得到学者和校方的足够重视。2.校园暴力的成因研究。石艳等人在分析“第二反抗期”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矛盾和迷茫的心理状态的基础上，指出“第二反抗期”青少年的校园暴力呈现暴力方式多样化、转移责任、实施过程中有“从众”现象等特征。他们认为“‘第二反抗期’内的‘攻击性倾向’、心理支撑系统缺乏、来自媒体的“暴力”模仿以及学校教育功能的缺失等”[13]是校园暴力的主要原因。罗建河等人针对女生校园暴力频发的新表象，研究指出女生校园暴力行为有着一些独特的表现，如群体性、戏谑性、常常包含着性凌辱或者性侵犯的成分等，认为“暴力文化的不良影响、性别教育的缺失、个体心理的失调以及社会家庭关爱的缺乏”[14]是导致女生校园暴力的主要原因。傅涛从校园暴力的社会心理背景的视角出发，认为校园暴力是“家庭结构或功能不健全、学校管理理念落后、教师管教失当、接受大众传媒负面影响、结交不良同伴等相互作用的混合产物。”[15]由此可见，校园暴力产生的有个性心理倾向、个性心理失调、心理支撑系统缺失等个体方面的内因原因，也有暴力文化影响、媒体宣传过度、学校管教适当、管理理念落后、家庭结构不健全、结交不良同伴等方面的外在原因。
3.校园暴力的危险因素研究。刘霞等人采用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各种可能影响校园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男性、独生子女、父母关系不好、父亲饮酒等是校园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6]
陈海珍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暴力发生的危险因素发现：吸烟、游荡、流涟娱乐场所、零用钱少和曾受家庭暴力均是遭受暴力和施暴他人的危险因素，此外，认为欺凌行为属正常行为也是施暴他人的危险因素。[7]
薛玲等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小学生施暴行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分析发现：有过暴力经历、目睹过暴力事件、支持暴力观点、有不良行为、家庭高收入的学生及男生对他人施暴的危险性更大。[8]
庞淑兰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暴力发生的危险因素发现：性别、年级、户口、逃学、看暴力电影、父母经常打骂、玩暴力游戏均是发生校园暴力的可能影响因素。[11]
王畅等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校园暴力的性别、年级、专业分布情况。对可能影响大学校园暴力中施暴和受暴的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生、文科专业、非独生子女、生活费不足、玩电脑游戏、玩滑板等特技、喜欢暴力节目、母亲有赌博行为、父亲放纵型教养方式、高中之前有时遭他人欺负、对学校现行环境和制度不满、小学老师对自己有不良行为是校园暴力施暴的危险因素。男生、少数民族、非独生子女、自身有不良行为习惯、家庭经济困难、母亲有赌博行为、父亲放纵型教养方式、偶尔被母亲体罚、高中之前曾遭他人欺负、上学期间压力大、对学校现行环境和制度不满、小学老师对自己有不良行为是校园暴力受暴的危险因素。[12]
4.校园暴力的干预策略研究。石艳等[13]提出要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维的预防和干预系统；罗建河等[14]提出女生校园暴力的防治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面的通力合作，从宏观层面强调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干预策略；陈大光等[10]提出要在学校开展预防暴力规划，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张福[16]提出通过开设选修课、系列讲座等加强对优秀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学习、吸收和实践，从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增强学生抵御校园暴力的免疫力，从课程层面强调学校预防校园暴力的干预策略；李婧[17]提出应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专项立法，健全教育法律法规的人格权保护制度，完善校园暴力的行政法律救济途径，强调立法层面预防校园暴力的干预策略。董新良等[18]指出政府应确立“校园暴力危机意识”，将校园暴力危机防控纳入其公共危机管理的范围，学校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主动、积极、创造性地做好校园暴力危机防控工作，强调从政府层面构建校园暴力危机的防控策略。
四、校园暴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思考
1.研究内容不够系统。研究内容不够系统是指对校园暴力的内容认识不够系统，或者说仍然存在分歧。较全面的校园暴力研究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
（1）沉默性暴力。也可以理解为“冷战”式暴力，如小群体的成员团结起来突然孤立某人、长时间不与某人说话交流，使其内心失去群体内的归属感，体验孤独感，造成心理的郁闷烦躁。这种方式常常表现在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中低年级。
（2）语言性暴力。群体内成员因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相互之间谩骂、诋毁、诅咒等，有些甚至通过传纸条、手机短信、QQ留言等方式进行语言攻击，影响他人的声誉。这种方式常常表现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生群体之间。
（3）肢体性暴力。一般在语言冲突中，当一方情绪激怒后，往往上升到相互（一般是当事双方两人之间）当场撕头发、扇耳光、脚踢拳打，造成躯体伤害。这种方式常常表现在小学高年级、中学和大学低年级的学生群体之间，往往导致一些治安案件的发生。
（4）器械性暴力。在冲突发生后，如果相互不服气，勾结社会闲散人员或者其他曾经的同学，通过以强欺弱、以多欺少、以大欺小等手段，有预谋、有准备地使用器械（如管制铁棒、双节棍、钢管、刀具等钝器）群斗群殴；也可能在盘问过程中用烟头烫伤对方，迫使某人喝脏水，实施报复，造成人身伤害。这种方式常常表现在中学和大学低年级的学生群体、社会闲散人员之间，往往造成刑事犯罪。
（5）强迫性暴力。这种暴力往往是在双方当事人有一方不愿意的情况下，另一方强迫某人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比如，强迫他人经常性为自己写作业、跑腿买东西和望风，强迫他人经常性为小团体过集体生日、赠送礼物（类似于“强捐”、“强卖”）、请客吃饭、唱歌跳舞、上缴安全保护费等，最严重者引诱强迫他人参加淫秽、色情表演或者是性交易。这种方式常常表现在中学（中职）和高校（高职）的学生群体、社会闲散人员之间，往往造成刑事犯罪。
2.研究方法不够合理。研究的方法不够合理是指绝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采取单一的问卷调查法。这种方法本身的缺陷是被调查者可能采取对敏感问题回避的、或者是折中的回答方式。如前表所示，在比较两所高中学校的“施暴发生率”和“受暴发生率”时发现，“受暴发生率”明显高于“施暴发生率”，其实，大多数有“施暴”经历的被调查者不一定如实回答问卷中的选项。假如能对被调查者对应的学校老师、学生家长进行深入地访谈或调查，也许会得到不尽相同的结果。同时，在对干预机制构建方面，大多数研究是从理论层面的思辨性研究，而从实践中得到验证、操作性较强的干预策略仍然不足。今后应该加强行动研究，特别是用专业性较强的心理干预策略（如团体心理辅导策略、人际关系改善策略）及其效果评价的研究应该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对校园暴力危险因素的深入研究中，要通过心理咨询辅导的专业人员，运用自信心训练、渐进式内观等专业心理辅导方法，干预暴力倾向鲜明的学生群体，从而完善其人格结构。3.研究成果不能推广。经过综述性研究发现，国内对校园暴力的发生现状、产生原因、危险因素、预防机制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日益上升的校园暴力事件并没有为此而得到有效遏制。究其原因，可能是有关校园暴力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推广应用。有些防御机制浅尝辄止，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例如，“自福建“南平血案”之后，紧接着在合浦、雷州、泰兴、潍坊等地36天发生5起校园血案，情节恶劣、伤亡惨重，威胁社会安全”。[19]此后一个时期，很多校园内外有民警、交警，甚至武警值勤，保证校园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似乎形成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校园安保体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良好的局面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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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思想，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对客观世界运行规律和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活动规律性本身的认识。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拥有深厚历史基础、回应现实需求的产物，也为更进一步的实践行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先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学习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它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着眼新的发展实践，深入推进发展的理论创新，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布局、发展保障等方面形成的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发展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新的重大突破，对破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丰富内涵。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七个坚持”是基本内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阐明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那就是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发展；以民生改善、就业充分为追求的发展；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为战略目标的发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首先，要明确高质量的发展观；其次，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是高质量发展观的目标和落脚点；再次，要落实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持续发展观，它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三者是具有密切联系和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有机统一体，在实践中决不能割裂开来。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观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要求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清晰而有力地回答了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为谁发展、由谁分享发展成果的根本问题。人民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此外，在发展中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准则，坚持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事业的伟大历史实践过程中，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适时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引领和指导发展的实践。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每一次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的创新和完善，都推动实现了发展的新跨越。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在起步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尽快发展起来的问题。发展才能自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物质基础和关键。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发展的基本特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那种追求规模、不计资源、环境、社会成本和代价的数量型低质量发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新时代呼唤更高质量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和理论结晶，深刻洞悉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同时，它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和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第13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标志着市域社会治理进入新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明确“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防范化解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风险为重点，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平安创建活动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市域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处于关键层级，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与基层相比，市域具备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调动一切治理因素的天然优势，化解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的能力更加明显，但治理对象复杂多样、治理风险严峻重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积极谋划、认真推进，才能更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更好促进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一、构建多元主体群策群力的社会治理体系
多元主体群策群力参与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政、社会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因此，要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集中发挥党政、社会和群众的治理智慧，持续保持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共谋治理的优良传统，理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成功破解市域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痼疾和难题。尤其是，既要充分发挥党领导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全地域、全过程、全方位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市域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又要加强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能力水平，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职能体系优化协同高效；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统筹兼顾不同阶层群体的多样性、差异化诉求，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积极参加服务社会、防控风险、化解纠纷等工作，激活社会治理的基层细胞，健全党建统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最大程度实现党政、社会和群众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形成解决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难题的强大合力。
二、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党领导下干部群众社会治理智慧的结晶，不仅被誉为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也发展成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因此，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贯彻于社会治理全过程，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打造具有市域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挥区、镇、村三级联动作用，特别是在乡镇构建起“一个中心（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统筹+多部门（司法、人社、法庭、社区民警中队）驻点联合+村居基层预防”的大调解格局和“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链条解决”的工作机制，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覆盖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街道办加速建设综治中心，以延安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以“一线工作法”助推平安创建，整合基层社会治理力量，优化人财物等资源配置，在乡镇一级实现便民服务、矛盾化解有机融合，着力实现群众办事、解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这些实践均是巩固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典型，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有效路径。
三、立足市域构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
要立足市域，因地制宜，体现优势，探索形成贴合各地治理实际、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践和经验支撑。这是由我国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也是与全国各地差异明显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相匹配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强化顶层设计，通盘考虑，提出明确的方向和任务，也要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尊重地方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目前，浙江省诸暨市推进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平台建设，强化“线上”与“线下”密切互动，凸显大数据优势，形成以“平台”为核心的市镇联动、部门联动、政社联动、全市一体的共治共建模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实施“1133”牧区社会治理模式，通过构建一个实战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一套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打造驻村工作、人民调解、政法服务三支基层工作团队，探索社会治理信息化、综合服务流动化、固定场所集中化工作模式，实现了服务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工作作风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改善了党风、政风和民风，形成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牧区样本”。这些符合地方实际的经验，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力推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发展与创新相结合，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繁荣稳定与人民安居乐业。
第14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包括创新、问题求解、决策力和批判性思维等能力。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确立探究的主题、指导探究的过程、任务成果展示、评价四方面，结合几个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探究的案例来探讨课堂探究任务设计的策略以及如何在课堂探究中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很有意義。
【关键词】高阶思维能力;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探究任务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24-0004-01
一、高阶思维的界定
“高阶思维”的定义，目前最普遍认同的是从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1]主要包括创新能力、问题求解能力、决策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高阶思维是高阶能力的核心，对高阶思维的界定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将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与具体的教学有效整合起来、为教师评价教学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思维大师杜威认为：高阶思维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由“难题和疑问”或“一些困惑、混淆或怀疑”引发的，高阶思维的发生就是反思—问题生成—探究、批判—解决问题的过程，[2]
可见问题是开启高阶思维的最大动力。因此，通过课堂探究活动可以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
二、课堂探究任务设计的策略
1.前提——探究主题的确立。
探究主题的确立是课堂探究活动开展的前提。课堂探究主题的确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师生共同讨论;二是学生自己选择。选择主题时需遵循的原则有：第一，依标施教。探究的主题应从文本出发，紧扣文本;第二，能够激发师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师生兴趣，探究的成效会更好;第三，关联时事热点。关注时事热点可以帮助学生增长见识，同时促进学生更好的理解并掌握知识。
笔者在上八年级《历史与社会》（上）综合探究二《探寻丝绸之路》的公开课时，设计了一个合作探究的环节，主题是“结合第三单元所学与补充材料，分析当时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来开拓与保障丝绸之路的通畅？”这个主题紧扣文本，教师与学生都对此较感兴趣，同时这个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措施为解决“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问题有何启示。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
2.关键——探究过程的实施。
探究过程的实施是课堂探究活动的关键。在探究的过程中教师要予以指导，指导的步骤主要有：第一，明确活动的单位——以小组为单位;第二，安排任务，根据不同的问题，教师在安排任务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第三，教师引导学生探究。在探究的过程中教师应当进行积极的引导，要倡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教师的引导包括形式上的引导和内容上的引导，形式上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图表等方式进行展示，内容上可以给予方向上的提示，比如可提示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去思考。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上）第一单元第二课《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中的第二节内容是《诸侯争霸与社会变革》。笔者在教学这节内容时设计了一个合作探究的环节，主题是“齐桓公为什么能够称霸？”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笔者没有给予恰当的引导，在展示成果的时候，可以发现除了书本上提到的齐桓公善于用人的品质和齐国的地理位置外，便再也没有其他成果了。同样的问题“齐桓公为什么能够称霸？”笔者在另一个班给予了学生方向上的提示，提示他们可从地理位置、个人因素及周王室的角度去思考。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笔者观察了各小组讨论的情况，并进行了引导，比如对于地理位置方面，引导学生可结合地图来思考，最后发现学生们的讨论成果比较全面。运用地图分析原因锻炼了学生分析、综合的能力;分析材料对齐桓公进行评价锻炼了学生评价的能力。在整个探究的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得到培养，高阶思维能力也得到发展。
3.亮点——探究成果的展示。
探究成果的展示是课堂探究活动的亮点所在。学生实际展示的情况与教师预设的情况不会完全一致，因此教师需根据学生的情况及时调整教学，针对学生展示的内容查漏补缺，强调重点。由于时间关系，可以选择一些有特色的、典型的小组展示，并且可以对比展示，凸显出一个组的优点，引导大家学习。笔者自己在上八年级《历史与社会》（上）第三单元第一课《秦始皇开创大一统基业》时，设计了一个探究问题：“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影响”，并提示可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去考虑。通过观察各小组的表现，笔者发现有一个组呈现在白板上的内容有些杂乱，而另一个组将白板一分为二，左边呈现各项措施，右边相应的呈现影响，非常清晰明了。于是笔者将这两个组的成果进行对比，让学生感受条理清晰的重要性，借此机会引导学生树立条理清晰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意识。还有一个小组结合秦朝行政系统简图来介绍政治上的措施，直观形象，笔者借此引导学生多加思考，运用多种形式来解决问题，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4.升华——多元化的评价。
评价是课堂探究活动的升华。教师在评价时应遵循的原则：第一，以鼓励为主，多表扬少批评。第二，评价要适时适量。所谓适量，是指并非每一组的回答都必须作出评价。所谓适时，是说评价可适当滞后。在一个小组展示完之后，或许下一个小组会补充前一个小组没有想到的地方。并且，当两个小组的展示成果可以进行对比评价时，适当滞后评价效果也会更好。第三，内容评价与形式评价相结合。内容上及时指出错误的地方，形式上鼓励学生运用多种方式，用图表、表演的方式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培养他们创新实践的能力。第四，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学生呈现的成果与探究过程中的表现同样重要。
三、小结
21世纪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而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能力的竞争，其中思维能力是能力的核心。此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表明教育改革发展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3]因此对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巨大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高阶思维的界定和课堂探究任务设计的策略两方面来探讨了如何在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探究活动中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希望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对历史与社会学科的同行们能有所帮助，对其他学科在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方面能有所启发。由于笔者的能力和条件有限，本次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笔者将在往后的教学实践中继续完善此研究，使本研究更具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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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一、校园欺凌的成因
校园欺凌是学校管理的一大“强敌”，具有群体性、连锁性、突发性等特点。调查表明，校园欺凌事件的产生受法律制度、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个体等诸因素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法律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主要有《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中规定14周岁以下的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其违法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从实施效果看，似乎并未对未成年欺凌者形成明显的威慑力。国内对校园欺凌问题的认识长期以来停留在道德层面，没有上升为法律问题，这样就形成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人人有责，一旦出了问题却人人无责”的尴尬局面。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立专门防治校园欺凌的机构，治理经费投入也不足，且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不完善。一些社区、派出所对于未成年人罪犯的监督与帮扶流于形式，甚至基本上处于放任的状态。
二是家庭良性教育缺失。当前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备受溺爱之下，他们很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性格。另有一些家庭因父母离异、早逝或外出务工，致使孩子缺乏来自于家庭的关爱和教育。众所周知，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教养态度对子女人格形成的影响尤为重大，青少年不良个性特征的形成，与家庭良性教育的缺失有极大关系。在家庭中，孩子感受不到温暖，容易情绪波动，缺少同情心，人格和行为易发生扭曲。就此，有学者研究表明，“欺凌者的家庭表现为缺乏情感温暖，在儿童表现出攻击性时缺乏一致的教育方式或父母的教养方式多以粗暴惩罚为主，父母之间的交往也充斥着敌意与暴力”。可见，一些父母忽略与孩子沟通，孩子缺乏情感温暖和关爱，只能在“孤独”中长大。
三是学校管理缺位。目前，我国学校仍盛行应试教育，过分强调考试分数，忽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很多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的严重性重视不够，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深层次诱因、影响、负面效果等认识不足。为了不影响学校声誉，部分学校以“家丑不可外扬”“能压则压”为借口将问题淡化处理。这种对欺凌行为的漠视不仅无益于尽早化解矛盾，甚至会酿成严重后果。此外，教师的疏于管教也与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有直接关系。有些教师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关注甚少，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不能及时发现学生异常行为；有些教师害怕被家长和学校“追责”，往往选择淡化处理学生欺凌行为，导致一些轻微的违纪行为逐渐转化为严重的不良行为。
四是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各种资讯不断扩展渗透，其中对一些暴力行为的渲染严重侵蚀着未成年人的心灵，给思想还未发展成熟，尚未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学生以极大冲击，乃至导致他们对暴力行为的效仿。此外，校园周边环境的复杂混乱也是将学生引上欺凌之路的重要诱因。如有些学校附近随处可见电子游戏机室、网吧等，不少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更有学生为了缴纳游戏机费而抢劫、勒索同学。
此外，学生在生理、心理上的不成熟，纪律意识、法治意识淡薄，情绪控制能力较差，性格急躁，重友谊，讲义气，好感情用事，自我认知能力弱，处理矛盾问题的方式简单等原因，也会导致初中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二、校园欺凌的防治对策
由上可见，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防止其产生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据此，防治校园欺凌也应从学校、家庭、社区等角度依法依规管理，打出一套“组合拳”，防止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为此学校近年来采取了多项对策，收到了良好效果。
1．从内部着眼，建立“反校园欺凌”有效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防治校园欺凌的管理制度。为防止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学校首先设立了“反校园欺凌”领导机构，组建了由校长负主责，分管德育副校长、德育主任、教师、少先队辅导员、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法制副校长和校外专家等组成的学生欺凌防治委员会，以加强对“反校园欺凌”的管理。同时，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强化学校及周边的巡查与安全管理，加强欺凌事件易发现场的监管，及时排查可能导致学生欺凌事件发生的隐患，努力建设一个安全、阳光、健康的校园教育环境。其次，学校还制定了防治和处置校园欺凌的具体工作措施。如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制定反欺凌校规，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再如加强校园欺凌治理的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公布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并明确负责人。另外，建立校园和校园周边重点场所巡查制度。学校一旦发现校园欺凌事件，都会在第一时间予以处置。对校园欺凌事件，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实行“零容忍”政策。
二是培养学生自主防范校园欺凌意识。针对学生特定的生理、心理特点，学校因势利导，通过让学生自主管理，培养学生的防范意识。如建立学生自主防治校园欺凌小组，让学生自主组织校园欺凌事件的预防宣传活动，包括大型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实践活动等，让学生在活动中融洽感情，培养友谊，减少欺凌事件发生的诱因。再如通过民主讨论，自主制定反欺凌班规，让学生对照理解，自觉提升防治欺凌的意识。同时，学校还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反校园欺凌的应变能力。如告诫学生遇到欺凌时要大声呼救；穿戴朴素低调，不过于招摇；放学后按时回家，独自行走时尽量走大路；规范自身上网行为，学会自我筛选、净化网络信息，不做不道德和侵犯他人隐私的事情，杜绝网络欺凌发生的机会率。
2．与家长携手，形成防治校园欺凌合力
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对孩子的行为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预防学生欺凌，家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学校充分运用家长委员会与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相关培训，要求家长从如下五个方面多加努力：一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平时多陪伴孩子，给孩子以关爱。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加强与孩子的日常沟通交流。单亲家庭尤其要避免孩子产生孤僻、自卑的性格。二是重视对孩子的生命教育。教育孩子懂得对生命的敬畏和呵护。通过培养孩子的同情心理和责任意识，引导孩子学会友善、健康的交往方式，塑造良好个性。三是与老师保持联系，主动了解子女在校的情况。要求家长经常跟班主任、任课教师直接沟通，形成更有力的教育保障。四是做孩子的好榜样。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生活的第一个空间，其风气、风格、风尚都熏陶感染着孩子。扎起良好的家风、家规的篱笆，也是预防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五是要正确识别和判断孩子是否遭受校园欺凌。家长应留心观察子女行为习惯、精神状态等细微变化，并加强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厘清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所在，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3．和社区联动，筑牢防治校园欺凌的铜墙铁壁
要防治校园欺凌，学校还必须借助社会力量。为此，学校从四个方面加强与社区的合作，形成校园欺凌综合防治体系：一是强化防治校园欺凌专题教育。学校在每个学期开学典礼和散学典礼上，都会邀请法制副校长来校开展防治校园欺凌专题讲座。同时，校园欺凌发生后，学校通过公安机关对实施欺凌的学生予以训诫，对于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根据法律进行处理等。二是建立“少年警队”。学校与街道派出所密切配合，在全区初中学校成立了第一支“少年警队”。“少年警队”可以及时察觉、反馈校园欺凌的讯息，是一支品质好、有能力、有热情、有正义感的防治校园欺凌的志愿者队伍。三是建立社工驻校制度。学校争取街道支持，倡导社会各类防治机构与公益组织参与其中，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校园欺凌防控系统，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四是与社区配合，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学校经常与街道、社区、派出所、企业联系，通过网络平台了解社区治安管理信息，及时了解社情民情，掌握本校学生在社区的行为表现。如此，就让社会的力量、家长的力量、学校的力量联合起来，综合防范，筑牢了防治校园欺凌的铜墙铁壁。
总之，防治校园欺凌，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需要多管齐下，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作为法律部门，应制定和完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为中小学、家长和社会准确把握校园欺凌行为，正确采取教育、管理或惩戒措施提供法律依据。作为社区，要不断净化学校周边的育人环境，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作为学校，应将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并举，重智育更重德育，在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加强安全自护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和团结友爱教育。作为家长，要树立良好家风，对子女的成长负责，加强文明、道德、纪律、交往、法制教育，及时询问孩子在学校、社会的表现，经常了解他们与同学交往情况，把握子女的成长状态。通过多方联动，协调行动，携手反对校园欺凌，让校园真正成为阳光、安全的学习乐土。
第16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是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这六个理论品格。
政治性
政治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品质，集中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关于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党能够综合运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集中资源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实现各种体制机制和要素的优势互补与系统集成，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发展。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既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制胜关键，也是今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首要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而且阐明了一系列理念、方针和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他还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还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根本都是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也要紧紧依靠人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阐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发展实践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在新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更好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品格，既鲜明回答了我们的发展是着眼于物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问题，又鲜明回答了这个发展是为少数人的发展还是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
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此其科学性品格集中体现在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析，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客观规律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社会再生产实现规律、资本周转与循环规律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遵循、运用和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比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对科学发展的经济规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规律、包容性发展的社会规律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科学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指挥棒”。
又如，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的理念，也是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出发得出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既包括对正确开展经济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要求。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经济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经济不波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再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样是从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得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正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格局，因而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我国能够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经济发展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品格，集中体现在它的问题导向和对实践中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上。《资本论》是在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英国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写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是在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大量新矛盾新问题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断，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四降一升”现状而提出的。他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正是基于这一实践逻辑的认识，才创造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举措。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他还进一步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源于实践又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有效化解“三期叠加”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有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跃升了一个大台阶。
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品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它不仅科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包含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经济思想中的“理论精髓”，而且广泛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当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的科学理论品格，使其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注重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充分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优秀成果、借鉴各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创新活力和实践引领能力。
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又实行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引领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稳健发展，指导思想必然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品格，这主要体现为它始终坚持文化自信，重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道德经》《论语》《管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盐铁论》《尚书》《中庸》等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著述来分析解释当前的经济问题，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更饱含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高超智慧。比如《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国家治理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执政者是否施仁政、合民心，反映了“以民为本”“立君为民”的价值观，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人民性”的重要源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避免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社会动乱，主张均衡社会财富。《论语》指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共同富裕的观念也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共享发展观念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孕育的优秀经济思想、积淀的丰富治国理政经验中汲取营养，更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因而使这一思想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性特质，而且更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从而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了广泛社会共识、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的这些优秀理论品格，使它能够创造性地回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它能够深刻回答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内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成熟定型，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而成为引领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17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摘要：校园安全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校园欺凌作为威胁校园安全的一大隐患，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以往学者对校园欺凌概念与成因的研究结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措施，为我国制定完善的校园欺凌干预制度提供参考，以促进校园欺凌现象的防治。
关键词：研究综述;校园欺凌;中小学
中小学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只有保障校园安全，才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针对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该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同年，我国相继出台《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政策文件，将防治校园欺凌与暴力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反校园欺凌已成为时下最重要的议题。
一、校园欺凌的概念
挪威心理学家奥维斯（DanOlweus）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一名学生长时间并且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1]。英国政府教育与技能部（DFES）将校园欺凌界定为持续的、有意的或者反复的，故意制造伤害的行为，某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视作欺凌行为[2]。美国预防校园欺凌中心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任何破坏教育的使命、教学的氛围以及危害校方预防人身、财产、毒品、枪械犯罪的努力，破坏学校治安秩序的行为。”[3]2016年4月28日，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明确使用了校园欺凌这一概念[4]。本文认为校园欺凌是在学校管控范围之内，发生在学生之间的，一方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多种形式故意对另一方实施持续性的欺负、侮辱，从而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
二、校园欺凌的成因
（一）国外研究现状
纳森尔（Nansel）等人对美国非裔、西班牙裔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种族生活环境的安全性越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帕顿（Potton）等人对美国非洲儿童学校的校园欺凌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是否容易卷入欺凌行为之中与家长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关系。奥维斯（DanOlweus）认为影响欺凌行为的因素包括主要养育人的教养态度、同辈群体的影响、大众传媒、遗传基因和个人气质等[5];还有学者指出，受欺凌的学生大多表现为在意他人、冷静、孤独、并且敏感的特征，并且被欺凌后会选择哭泣或退让[6]。
综上，国外学者对校园欺凌的成因研究主要从宏观环境、家庭氛围、同伴关系以及受欺凌者性格特征等方面出发，从不同层面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社会成因方面，屈生宪（2012）等认为电视、电影以及网络等媒体对欺凌场面的过度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学生的欺凌意识，增加了欺凌事件发生的频率;李燕秋（2016）认为社会价值观、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居住环境等都会影响学生对欺凌行为的认知[7]。学校成因方面，杨卫敏（2011）认为，重点中学和位于城市的学校，其校园欺凌发生率要比普通学校、位于农村的学校低;屈生宪（2012）等认为教师贬低与体罚学生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从而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家庭成因方面，丁一杰（2015）认为缺乏父母关心的学生更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被家长过度溺爱和纵容的学生则更易欺凌他人[8];李燕秋（2016）认为如果家庭环境不良且家长的教育方式有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就更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9]。个人成因方面，张文新、纪林芹（2005）提出欺凌者会将欺负他人当作炫耀的资本，对自己的欺凌行为持认可和肯定倾向[10];张小华、項宗友（2016）则认为学生是否有心理抑郁倾向以及心理抑郁的程度是影响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
综上，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等角度出发，对校园欺凌进行归因分析。同时可以看出，校园欺凌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校园欺凌的对策
（一）国外研究现状
奥维斯（DanOlweus）与其团队共同拟定了《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提出制定全校范围内的反校园欺凌准则、鼓励教师设计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计划、加强社区对反校园欺凌的宣传等来预防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英国制定了相关政策来规制校园欺凌，主要包括赋予学校处分欺凌他人的学生的权力、开设“转介学校”帮助矫正因欺凌被停学的学生，同时开发了网络匿名平台供学生对欺凌行为进行投诉[11]。美国则鼓励各种职业和社会机构人员组成欺凌防治小组，主张通过风险评估来关注学生是否会有欺凌行为[12]。日本文部大臣要求学校处分做出欺凌行为的学生，大阪市教育委员会设计出“同伴支持”和“预防学生攻击”两大计划来防治校园欺凌，主张对有欺凌倾向的学生进行辅导，同时培养教师识别学生危险行为的能力[13]。
综上，对校园欺凌防治策略的研究虽然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都强调联合多方主体、调动各界力量共同防治校园欺凌。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政府层面。王静（2016）认为，现有立法中的反校园欺凌制度是缺失的，必须制订反校园欺凌法使校园欺凌有法可依。第二，社会层面。庞雪峰（2016）认为，应当加强对网络的社会监督，降低网络欺凌的比率;王宏（2017）认为，必须加强社会机构、组织与学校的协作，有效处理校园欺凌事件[15]。第三，学校层面。李燕秋（2016）认为，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导和道德教育，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王大伟（2016）认为，学校应当建立被害人救助机制、设立校园欺凌救助站，为被欺凌者提供康复治疗、心理疏导以及法律援助等帮助。第四，教师层面。陈振江（2013）认为，教师应关注班级中存在的小群体，采用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模式，警惕校园欺凌的发生;王宏（2017）认为，教师应当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从源头遏制校园欺凌。第五，家庭层面。陈纯槿、郅庭瑾（2017）认为家长应当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积极配合学校的校园欺凌防治活动[16];冯帮、何淑娟（2018）主张通过构建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等途径，加强家校合作，形成良性互动[17]。第六，个人层面。张琼（2014）认为学生要主动与师长同伴进行沟通交流，充分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增强安全意识;杨令平（2018）认为，学生应当树立崇高理想，坚持健康的价值取向，消除校园欺凌行为动机[18]。综上，我国学者从政府、社会、学校、教师、家庭、个人等维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反校园欺凌的氛围，加强相关主体的协作，才能有效遏制校园欺凌现象，建设平安校园、阳光校园。
四、简评
国外对校园欺凌进行的研究起步早，内容也比较深入，取得了很多成果。国内对校园欺凌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围绕现状、成因、以及对策三方面展开。学者们基于已有的校园欺凌现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校园欺凌的成因，提出了防治校园欺凌的对策。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措施来规制校园欺凌现象，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校园欺凌干预制度。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的校园欺凌研究现状，从多种角度出发对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成因进行归因分析，在参考相关文献和借鉴国外防治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我国校园欺凌的防治提出对策建议，促进我国校园欺凌干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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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晶雪（1997—），女，汉族，山西临汾人，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第18篇: 积极情绪研究综述
随着企业再造理论风靡西方各国，国内学者也纷纷撰文将这一革命性的思想引入国内，通过对国外先进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开始对我国企业再造工程进行初步研究，在结合我国的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概念的引进与介绍
许多学者将企业再造思想引进我国，对其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指出企业再造工程在我国应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将企业再造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1996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徐渊教授写了一本《公司再造》，这本书从背景知识、学说主旨、实践例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1997年，上海复旦大学芮明杰教授和学生钱平凡博士合著了《再造流程》一书，全面地分析并总结了“再造流程”的实质，重点研究了流程问题，给出了再造理论的流程图。1998年，由颜光华、刘正周等在《企业再造》一书中指出了企业再造工程的指导思想为“顾客至上、以人为本与彻底改造”，剖析了企业再造工程的核心领域为流程再造，但应有同步工程――重塑企业价值观、重新设计工作方式与重新设计考评体系的配合。介绍企业再造的文章也层出不穷，如毛越烽介绍了企业再造理论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在中国的发展。唐尊训阐述了企业再造的涵义、源缘、原则、关键等。张兰霞论述了企业再造的适用范围、指导思想，等等。
二、企业再造理论框架的尝试应用研究
企业再造理论框架的尝试应用研究集中体现在企业再造实施的方法步骤、路径、策略、失败原因及对策和注意问题等。如王文杰、庞君，认为业务流程再造的实施策略是：一是全面认识企业外部环境，了解客户需求，力争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并有效传递到企业内部；二是有效进行管理过程控制，通过完善营销策划、销售服务，搞好资源配置，以缩短管理链条、权力重心下移等多种手段保证客户需求得到快速满足，争取客户满意。郭志针对我国企业管理现状，认为企业实行企业再造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建立危机意识，塑造紧迫感；描绘企业的远景；选择再造对象；制定再造方案；推进组织变革。他还提出企业再造成败的四个关键是：必须以经营战略为导向；积极主动沟通，达成共识；大力抓好职工培训，全面提高职工素质；重塑企业文化。吴宗杰、黄业德，从再造条件、再造成本以及再造入手等几个方而对企业再造作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并针对中国企业的现状，对中国企业再造的具体思路和方案作了初步探讨。蒋晓华、王平强调我们不能忽视该理论在应用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企业再造理论将会产生新的利益冲突企业；流程再造忽略了作业流程之间的联结作用；企业再造将会出现管理流程与作业流程的不适应。
三、企业再造中的信息技术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信息化己成为当今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当前企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更多的学者关注信息技术在企业再造中的作用。如李爱民、李非在概述企业再造的基础上，研究了信息技术在企业再造中的六大作用机理:消除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减少管理层次，降低委托――代理成本，降低内部交易成本，降低管理成本，降低运作成本。最后，探析了企业再造与信息技术的互动关系:信息技术是企业再造的“使能器”、“加速器”，企业再造是信息技术固化流程的前提。晚明通过分析现代企业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就信息技术在优化企业流程再造，提高核心竞争力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指出信息技术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陈浩义、邹德平，分析了信息技术与企业再造的关系，指出信息技术、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经营环境和企业员工素质是影响企业再造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信息技术对其它三种主要因素的作用。赵金先、王曙光，认为信息技术是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产生与发展的直接动力，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组织及其传统管理体系赖以生存的信息基础。现代信息技术己经使信息的快速处理、实时传输与全力一位共享成为可能。企业流程再造与信息技术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企业流程再造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信息技术效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再造。
四、企业再造工程的案例研究
虽然企业再造还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一些大中型企业已经开始进行企业再造工程的尝试。在实践中,这些企业结合自身的特点,本着与国际接轨和参加国际竞争的宗旨,纷纷对作业流程、组织结构等进行重组和再造,一些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则对成功企业的经验和失败企业的教训进行了分析研究。青岛的海尔集团就是较成功的一例，毛越烽对这一成功的案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海尔的流程再造目标是以市场链流程为中心,建立“零管理层”,使全体员工都面向市场,使企业组织流程与市场信息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通俗地讲,就是企业生产首先要从市场获得定单,有了定单,人、财、物才能在计算机网络管理下同步流动。按照这样的设计,海尔把业务流程分为主流程、支持流程和流程基础三个部分。海尔的流程再造实际上就是企业再造。海尔的流程再造,一是推倒了企业内外两堵墙,把割裂的流程重新联结起来,形成以定单信息流程为中心的市场链流程。二是速度制胜,海尔通过输入用户的需求将职能下达任务转化为用户下达需求,减少流转层次,让企业每位员工直接感受和快速满足用户的需求。三是全员经营,海尔流程再造的目的是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只有企业每一位员工都充满活力,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才能得到体现。
总之，对于企业再造这个新的管理理论和思想，国内研究大多还处于理论探讨和消化吸收阶段，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加入到企业再造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投身到企业再造的实践中，这一理论在我国会不断向前发展，并为我国的企业发展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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