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通用6篇)

2022-07-18   来源:毕业实习总结

影响是指间接或无形的行为或变化。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的文章6篇 ,欢迎品鉴!

【篇一】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

  本次新冠疫病是世界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新疫病。新冠疫病的全球影响长期引起国际结构、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变化,需要从多维度采取有效的对策。

  瘟疫对经济的明显不利影响。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长期不利影响的总体表现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增加经济下行压力。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逐渐变冷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辆马车在2019年明显无力。一是消费增长率持续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增加8%,下降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二是投资整体动力不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4%,创下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三是出口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增长率为-5%,增长率比2018年低2.1个百分点。本来,如果没有出现意外的重大影响因素,可以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逐渐扭转这种增长无力的局面,重建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趋势,但突然的新冠肺炎流行真的打乱了原来的想法和期待,不仅给短期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还给长期经济发展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

  美国等国家为应对疫情提出的超常规经济刺激政策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新冠疫病越来越严重后,各国为了防止疫病的冲击,经济严重衰退,迅速采取降低利率的措施,也有降低利率的国家。在信息下降无法有效抑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欧美国家立即出台了超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开始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美联储宣布重启零利率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后,货币政策不断增加,同时财政政策也火力全开,提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方案-2兆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开放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如此强大的财政政策相结合,反映了美国稳定当前市场恐慌情绪,缓解经济困境的迫切诉求,同时也会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至少具有引起中国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突出表现。美元和欧元等货币数量大幅增加,人民币本币上涨,中国企业进口品成本上涨,间接工资上涨,通货膨胀。二是大量游资冲击中国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美国等国家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增加货币供应,必然增加美元等货币的国际供应,增加游资规模和冲击力,受游资欢迎的金融资产和住宅资产等容易出现价格泡沫。第三,不利于中国低端产品的出口。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元等货币贬值,人民币相应上涨,打击中国低端产品出口,减少美欧国家对中国的进口。

  疫情加强的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过去几十年是经济全球化的快速膨胀期,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积极参与全球化,从2010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之后几年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2019年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2/3左右。2016年扑克执政美国后,为了抑制我国的发展,开始了增加关税、退群、鼓励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反全球化操作。各国为了避免美国的关税制裁和保护自己的产业链安全,开始了制造业回流的应变政策,明显抑制了全球化的进程。新冠疫病的爆发和持续恶化,将反全球化成为今后几年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是新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条件,提供了机会,全球化是新冠状病毒的流行和持续恶化的温床和催化剂,因此新冠状病毒不断侵犯人类的期待,开始加强反全球化操作,反全球化是今后相当长的趋势从现有的世界经济贸易结构来看,逆全球化肯定不利于我国的发展。通过参与全球化,中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以及后来居上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国际贸易大国,已经形成了适应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的产业结构,反全球化趋势一旦形成,我国就必然压迫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在重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格局任务圆满完成之前,我国务必经历全球化初期制造业和进出口萎缩的阵痛。

  瘟疫加快中小企业破产,冲击经济循环,削弱供应方。一般来说,经济受到疫情、股东灾害等影响,市场自我治愈能力有效促进经济复苏,如2003年非典疫情后,市场自我治愈能力与政府政策作用共振,使经济强烈复苏,很快就平息了变动。但是,这次新冠疫病由于暴发的力量和传播的强度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中小企业破产,不仅会产生明显的短期负面效果,还会长期冲击市场循环,削弱供应方的供应能力。在疫情流行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因承受风险的能力差而被淘汰后,相应产业链的整体辅助能力明显减弱,产业链的所有企业都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长期的市场循环断裂和供应方的供应能力大幅度下降。

  疫情对经济的相对积极影响。

  新冠疫病在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在一些维度上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新冠疫病引起的全球经济结构变化将我国经济长期受益。新冠疫病对现有经济结构的巨大冲击一定会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会使我国经济长期受益。一是全球商业秩序的变化,使我国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物流快递等行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疫情爆发后,短期内数十个发达国家开始关闭国家,世界人民不能关闭,长期来看,很多商务活动在线转移,世界性的电器商品和物流迅速发展,世界性的商业秩序一定会发生对我国有利的变化。我国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物流快递等行业原本领先世界,云办公室、云教育、云合同也普及,新冠疫病间接促进我国掌握这些行业发展的主导权。二是全球贸易结构重组有利于我国建立新的贸易结构。原有的全球贸易结构,简单来说,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提供品牌和设计,资源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日本和韩国生产零部件,中国组装,产品销往世界。这次疫情将彻底打乱这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格局,让我国借此机会,开始构建新的供应链,构建新的贸易格局,改变自己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第三,全球发展战略的转移有助于我国实施平台化思维下的开放发展战略。过去,美国主导的主角性思维下的发展战略影响着世界性的发展,这个战略本质上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自己演戏,其他国家只能站着看戏。新冠疫病使主角性思维下的发展战略从多发展战略,使中国能够引领平台化思维下的发展战略,与各国在同一平台上规划经济,实现平等互利的发展。新冠疫病可能为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周期。疫情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新的消费、新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可能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因此,制造业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中,移动通信、5G、大数据和短视频等行业可以为用户提供在线购物、游戏、服务外包、家庭办公室、远程视频会议等技术支持,因疫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另外,医药、医疗、医疗类制造业长期受益。新冠肺炎的暴发暴露了中国医疗器械,特别是体外检测设备的短板,未来加快国产化的发展进程会给很多相关企业带来利益。生物医药中的特效药、化学试剂和疫苗,其市场需求将持续很长时间,相关企业将获得超额收益。

  瘟疫增强了中国产业链集群比较完整的行业对世界高端制造产业链的魅力。我国制造业规模目前已占全球制造业近30%,以苏州、重庆等电子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力产业已有效形成产业链集群优势,这些产业竞争优势早已出现,但不明显。但是,在疫情中,产业链集团带来的竞争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当一些地方的企业因为没有产业链集群的优势而难以接受全球高端制造订单时,苏州、重庆等地已经形成产业链集群的电子制造产业的高端制造订单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大幅度增加。由此可见,在未来的较长时间里,中国产业链集群相对完整的行业将进一步加强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吸引力,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将原计划在欧洲、亚洲等其他国家生产的订单转移到中国等企业。因此,产业链集群化是本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重建的重要特征,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定居中国的基础。

  应对疫情影响的多维战略。

  新冠疫病爆发后,中国作为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责任大国,不仅要在现在的疫病预防管理中制定表率,还要为疫病结束后的国际结构、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和平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做出贡献。因此,应该从多维度采取有效的对策。

  以新产业新业态迅速补充形成发展新动能。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新产业新形式,迅速补充可能受疫情长期影响的产业,使云交流、数据订单、网络转播商品、工业互联网转播等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机会,形成长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一是扩大新产业应用场景,深化产品应用。应对疫情的影响,宅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人们外出交流频率减少的情况,促进云办公室、在线问诊等新产业的发展,使远程办公室、在线教育医疗和智能服务、在线结合的服务方式成为扩大消费场景的新途径。二是使传统产业长出新的职业状态,加快企业变革。在新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传统产业也要在疫情流行后长出新的职业状态。通过将传统零售商贸迅速转向在线平台,以共享员工促进更多不同行业企业的跨境合作等方式,加快传统商店、超市等零售企业的数字转型。第三,让新产业的新形式健康有序发展。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形成深厚的市场基础,在要素方面增加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相关技术成果不断出现,技术能力不断提高,同时适应市场变化趋势开拓新的商业模式。

  各级政府通过扩大改革开放,有序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建。我国在优化商业环境的过程中,已经实施了进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有条件的地方,应尽快大幅度缩小负面清单,推进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高级产业全面对外开放,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在中国定居,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地方政府应坚定促进产业链集群发展,支持引进世界领先企业成为产业链集群的核心,在海外需求依然疲软时,努力创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健康发展的海外市场复苏时,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要抓住欧美部分产业停止、经济衰退的机会,加快引资补充链,在广东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区重点集中空间高度集中,上下游紧密合作,供应链集约效率高,规模达到数千亿到数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团。

  在适应全球供应链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将跨国科技企业的供应链留在当地。对于区域决策者来说,要继续将跨境科技企业的供应链留在本地,重要的是积极协助跨境科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严峻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总的来说,面对未来供应链结构的变化,我国必须加强产业生态系统的粘性,吸引跨国企业。目前,我国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远远领先于其他新兴市场,我们需要发展更智能的供应链,为科技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吸引跨国企业加强投资。二是要进一步拓展内需市场,加强本地供应链的吸引力。即使我们不打算通过贸易战来保护自己的市场,也必须使供应链与市场的距离和便利性成为跨国企业在我国投资的重要魅力。第三,供应链从业者应认真适应多种来源的供应链趋势,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小批量、长距离和多种来源。

作做足准备。工厂需要部署更精密的信息系统,处理来自多个地区、零碎又杂乱的生产和销售数据;也需要预留出更多的冗余时间和库存,寻找更多的多样化供应链,以应付国际贸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摩擦和意外。

  政府部门为战胜疫情提供更好的政务服务。要清醒认识政务服务在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不足,并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一是创新思路,找准政务服务的“有效方法”。针对疫情期间和疫情后办事企业和办事群众日益迫切的政务服务需要,政府部门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意识,结合防疫的工作态势和不断变化的政务服务需要,以发挥数据要素能力为着力点,以推行“网上办事”为抓手,督促指导各职能部门依托政府门户网、“12345”公共服务热线等平台,大力实行政务服务网上申请、网上审核、网上办理、材料邮寄,推动各类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鼓励通过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努力为办事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良好的网上办事条件。二是打造平台,提供政务服务的“有力支撑”。要切实加大并联审批机制和互联互通工作力度,按照加强数据应用,形成“汇集—分析—研判—推选—核查—反馈”的数据应用闭环的总体工作思路,进一步梳理、精减办事流程,让复工企业、返岗人员不用出门就可以办理业务。要运用线上审批、多部门联动办理审批业务,将数据化信息共享到多个数据平台,达到保障信息资料准确无误上报的目的,从而为一手抓疫情防控和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政务服务支撑。

【篇二】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2020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下降6.8%,国际货币基金4月份乐观情景估计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3%的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国应在继续防控疫情的同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纾解企业和家庭困难,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同时要深化改革开放,保护好生产力,努力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一、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019年12月初湖北武汉首现新冠肺炎疫情,1月23日武汉封城,2月中旬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从高峰回落,到3月底,国内传播基本阻断。3月份我国进入既防控疫情又复工复产阶段。截至3月底,规模以上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0%以上,中小企业复工率超过80%以上。我国及时采取多项经济政策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通过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增加流动性等措施,着力减轻企业困难,保障困难家庭基本生活,稳定就业。3月份我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相对于1—2月份明显收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出现了V型反弹。但新冠肺炎疫情仍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较大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下降6.8%,其中一产下降3.2%,二产下降9.6%,三产下降5.2%。和没有疫情的情况(假定2020年一季度现价GDP增长8%左右)相比,一季度我国经济损失约2.9万亿元左右。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出现负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的。

   (二)疫情既冲击供给又冲击需求

   与一般的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冲击供给不同,新冠疫情既冲击了供给又冲击了需求,而且对需求冲击大于供给。从需求看,内需受到较大影响,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导致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不愿消费。2020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19%,餐饮收入下降44.4%,汽车销售额下降30.3%,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24.7%。很多在建项目暂停,计划新开工项目推迟,城镇投资下降16.1%,其中基建投资下降19.7%,制造业投资下降25.2%,房地产投资下降7.7%。人员国际交流大幅减少,国内生产、物流中断,出口订单难以完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断裂,影响了贸易和跨国投资。一季度,我国出口下降11.4%,进口下降0.7%,商品贸易顺差同比下降81%,外商直接投资下降12.8%。消费下拉经济4.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下拉1.4个百分点,净出口下拉1个百分点。

   从供给看,疫情导致大部分企业不能开工,生产、物流停顿。复工复产后,由于各地疫情状况不同,工人返城延期和职工到岗率低造成开工不足的现象较为普遍,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生产难以迅速恢复。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8.4%,其中3月份下降1.1%。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67.3%,低于上年同期8.6个百分点。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物流、居民服务等服务业生产首当其冲,服务业生产下降11.7%,其中3月份下降9.1%。居民消费、投资、出口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生产下降幅度,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的医疗等支出因抗击新冠疫情大幅度增加,政府消费和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相对稳定;二是一些行业一旦运转就不能停工,鋼铁、有色、化工、石油、煤炭的产量降幅小,产成品库存有所增加。

   (三)失业率上升,失业状况好于预期

   疫情冲击最大的是餐饮、旅游、娱乐、文化、家政、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些行业就业减少,失业增加。疫情造成农民工返乡辞工、延期返城,企业开工不足以及新成长经营主体减少,新增就业数量也会减少。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为229万人,低于上年95万人。2月份,我国城镇失业率为6.2%。3月份城镇环比就业增加10%,失业率为5.9%,失业压力有所缓解。但3月份,就业人员比1月份下降6%,按照2019年年底城镇就业人数44247万亿计算,预计3月份底,城镇就业人数比2019年底减少2650万人左右,有 18.3%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减少,到2月末,外出农民工为1.2251亿人,同比减少30.6%,约减少5400万人。

   (四)物价涨幅回落

   短期内,我国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都突然向左上方移动,既有通胀压力,也有通缩压力。供给不足而需求增加的商品(如农副产品、抗疫物资)的价格会上升,而需求下降、库存增加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会下降。但居民消费、投资、出口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生产下降幅度,总体通胀压力不大。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9%,核心价格上涨1.3%,工业生产者价格下降0.6%。

   (五)居民收入降幅低于支出降幅,居民预防动机增强

   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名义增长0.8%,实际下降3.9%,居民收入降幅明显低于经济降幅(一季度GDP名义下降5.3%)。春节前国家开展根治农民工欠薪行动成效显著,部分岗位在未复工复岗的情况下继续发放工资。各地优先保障民生支出,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和离退休金,保障广大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重点做好困难群体生活保障,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对城乡低保人员、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群体及时足额发放各类补助,对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增发生活补助。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达到1548元,增长6.8%,拉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个百分点。人均居民支出名义下降8.2%,实际下降12.5%。由于收入降幅明显小于支出降幅,居民储蓄增加。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同比多增4000亿元。居民预防动机增强,为疫情过后的消费反弹提供了保障。但也要看到,居民收入缓降,也意味着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降幅较大。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冠疫情是外部性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长短,控制疫情至关重要。新冠疫情即冲击了供给,也冲击了需求,这种巨大的、同时冲击供求两端的经济现象在近代经济史上十分少见。新冠肺炎疫情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尚难预料,叠加我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一)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2019年以来,中国减税降费超过2.8万亿元以上,减税减费最多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仍然出现负增长,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业在需求下降、没有营业收入、开工不足的情况下,面临着厂房租金、设备闲置成本、原材料占用、财务成本的压力,还要支付未到岗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缴费,疫情防控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餐饮、旅游、娱乐、文化、家政、物流行业的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随着疫情进一步扩散到世界各国,各国生产停滞,需求下降,从今年二季度起我国出口会进一步下降,出口企业开始受到第二轮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一些关键设备、零部件、重要原材料进口也可能出现中断,影响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二)就业压力加大并影响居民收入

   企业经营困难,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少,就业压力加大。餐饮、旅游、娱乐、家政服务等行业仍会有大量人员失业,在这些领域就业的农民工就业困难。在农村从事非农工作如农家乐等约1.2亿农业工就业也会减少。今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会超过13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约874万人,中职毕业生478万人。就业压力大、失业人员多必然影响居民收入,恶化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

   (三)财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叠加经济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支出增加,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地方财政困难会导致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加大,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债务违约会频发,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会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

   (四)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

   新冠疫情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影响范围前所未有。目前,各国政府采取隔离措施,经济活动出现停滞状态。疫情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怎样影响,各方看法不一致。有的人认为,疫情对经济是短期的、外部性的冲击,世界经济会出现衰退,但不会发生大萧条和金融危机;有的人认为,在全球经济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的背景下,疫情会严重冲击实体经济并导致金融危机并出现大萧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份最新预测,假设疫情在第二季度达到峰值并在下半年消退,今年世界经济下降3%,其中发达国家下降6.1%,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下降2.2%,中国增长1.2%。2021年,世界经济回升到5.8%。如果今年疫情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将下降6%左右。总的看,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经济、政治、社会矛盾相互关联交织,逆全球化趋势强化,各国协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三、2020年我国经济政策

   尽管新冠疫情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新冠疫情是外部性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保基本民生、保企业、保基层政府运转,一旦疫情得到控制,生产生活可较快恢复。宏观调控政策应未雨绸缪,保持必要的力度,着力刺激消费需求,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应对疫情冲击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支持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渡过难关。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发行抗击疫情特别国债,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设立企业纾困基金,保护企业生产能力,提高进口替代水平,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二是注资中小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增加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融资能力;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提高我国的话语权。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从2019年2.15万亿元扩大到3.5万亿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收、社保负担,通过财政担保、贴息或免息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地方政府要调整财政預算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支出力度,可给农村中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发放500元现金,可暂定发放3个月。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发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约为1.3左右,扩大财政支出和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的乘数效应为1.2左右。

   (二)实施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疫情发生以来,货币政策及时发力,对稳定资本市场、支持防疫物资生产、保证经济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 可继续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

   (三)稳定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稳定内需主要通过刺激消费需求保企业和就业。各地区可根据情况,发放消费券,按照南京、杭州、青岛等城市的做法,可在全国290多个城市发放5000亿元左右,用于食品、日用品、旅游、文化等消费。减免汽车购置税,汽车限购城市可阶段性放宽购车数量。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的同时,适度放松开发贷款融资和限价,按照“认房不认贷”的原则,鼓励居民换购住房,稳定房地产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确定基础设施投资和投向。支持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受到的影响明显大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要鼓励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企业技改投资可纳入研发加计扣除,土地等生产要素要跟着企业投资项目走。

   (四)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可通过三个渠道保障困难家庭和群众的基本生活。一是通过农村扶贫系统,给农村中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发放500元现金,暂发3个月。二是在城镇利用失业登记系统,对失业居民及时发放失业金,把没有多少营业收入的个体户暂时纳入失业人员管理。三是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和现金补助。要积极稳定现有岗位,努力创造新就业岗位,扩大研究生、技校生招生数量,鼓励专升本,扩招200万研究生和技校生,适当推迟就业人员数量,减轻就业压力。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增加公租房建设力度,逐步解决农民的住房问题。

   (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推出国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国资经营、混合所有制、激励机制等问题。放开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给民企和外资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采购和补贴对国企、民企、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土地市场,逐步释放出农村约42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一方面,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城市土地供给,降低土地价格,稳定房地产市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扩大自贸区先行先试的自主权,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打造好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地区增长极,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

【篇三】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仅对经济造成阶段性冲击,也可能改变通胀的预期路径。由于疫情既压制产品供给,又影响商品需求,且对不同类别商品的影响方向、程度、时间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能一概论之。此外,本次疫情并不同于03年非典,严格封闭管理与延后复工造成的干扰更大,全国波及范围也更广,影响不能够刻板借鉴。我们将沿时间线、结合总量与结构视角,辨析本次疫情对通胀的影响。

  03年非典期间通胀复盘

  CPI复盘:小幅冲高回落

  非典期间,CPI小幅冲高回落,影响随着疫情消退而收敛。回顾非典期间的CPI走势,可以让我们“心中有数”。2003年非典在3-5月扩散升级,期间CPI食品冲高回落、CPI非食品缓慢上移,CPI同比从2月份0.2%抬升至4月份1%,又回落至6月份0.3%。非典过后,鲜菜、粮食、猪肉等食品相继涨价,拉高当年CPI同比至3.2%,但与疫情关系不大。

  食品端:菜价扰动较大,整体先扬后抑

  非典期间,菜价同比上冲回落,鲜果、肉类价格同比反而略有下行。疫情对食品的共性影响在于,生鲜产品的物流运输不畅通且成本有所提高,主供区与主销区不能有效衔接,引发供求矛盾。但不同在于,鲜菜的保质期较短,短缺问题会较快暴露,也容易引发恐慌性抢购。鲜果和肉类则具有一定的贮存量,供给压力相对较小。并且,疫情导致居民活动减少,对肉类需求阶段性下降、对蔬菜需求略有提高。此外,鲜果与肉类的下游加工生产需求更多,疫情期间消费低迷也对相关需求存在抑制。因此,不同食品价格涨跌存在分化,涨价的主要是鲜菜。但随着政府保供稳价措施逐步到位、疫情逐步收敛,菜价较快回降。

  非典过后,蔬菜、粮食、肉类价格相继拉升,主要由疫情以外的供求矛盾所致。蔬菜方面,据《当代蔬菜》,03年三季度部分蔬菜主产区受到高温暴雨干扰,产量有所下降,四季度北方冰雪天气提前,又影响了冬贮菜、大棚菜的生长采摘。而当时国内外蔬菜价差较大,蔬菜出口的需求量高,疫情干扰的蔬菜出口在四季度出现了补偿性修复,出口量同比达33%。粮食方面,据《中国粮食经济》,03年四季度开始的粮价上涨,属于减产后的恢复式行情。由于城市发展占用耕地、下调收购价压制种粮积极性等因素,我国粮食产量自1999年起连下台阶,尤其是2003年自然灾害导致国内夏粮、秋粮分别减产2.3%、7.1%,触发了粮价修复式上涨。猪肉方面,主要受玉米、豆粕等粮价上涨,饲养成本推高所致。这些涨价因素与非典关系较小,对今年食品价格的后续走势不具备太大参考价值。

  同比指数或存在基数扰动,将环比指数与季节性对比更有助于辨析疫情扰动节奏,整体呈“先扬后抑、短提长压”的特征。以03年的前后4年作为对照,可以看到疫情扩散期间,仅有3月份CPI食品环比高于季节性水平,4-6月则均处在季节性区间下沿。这说明,疫情引发的食品供求矛盾主要集中于扩散之初,生产运输、哄抬物价等因素能够在政策指导下较快恢复秩序,但需求低迷的状况直到疫情完全消退才解除。

  非食品端:医疗保健价格冲高,其他商品补偿性回暖有时滞

  非典期间,医疗保健价格冲高、衣着价格略有上涨,其他商品服务类别同比平稳、环比降价。疫情最直接提升的是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医护用品的需求,并且出于预防性心理,中药也出现抢购需求,03年中药在专家开出预防SARS中草药方之后快速飙升,相比之下,对症治疗的西药价格则相对稳定。由于当时电商物流尚不发达,居民消费依赖于线下采购,非典期间消费活动减少,医疗防护无关的价格基本都承压回落。

  非典过后,医疗保健价格高位盘整、其他商品类别继续承压,时隔1个季度才补偿性回暖。医疗保健与食品不同,个人防护意识在疫情过后仍有余温,因此高位盘整较长时间。其他商品服务而言,疫情结束之初并未明显起色,切换到环比视角,可以看到03年三季度非食品价格弱于季节性表现,四季度才出现补偿性回暖。说明疫情过后,消费需求逐步释放,而企业信心好转、上调物价仍有时滞。

  PPI复盘:影响更为短期

  非典疫情对PPI的影响偏短期,具有结构性特点。03年疫情扩散期间,我国PPI同比自高位下滑,由3月的4.6%降至6月的1.3%,下半年整体平稳。分行业看,对PPI波动贡献最大的6个行业中,拉动PPI下行的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与国际油价下跌高度相关。黑色、有色等其他行业PPI则相对平稳。

  从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看,原油价格在海外因素与国内需求共振下自高位回落。受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恐慌情绪的影响,原油价格自2002年末开始大幅攀升。随后OPEC扩产从原油供给端形成价格压力,这一时期与国内非典疫情高峰重合。相对于海外因素,非典疫情对油价带来的冲击或较为有限。黑色、有色金属价格的上行趋势在疫情期间被打断。非典高峰期工业生产受挫,且需求端压力强于供给端,同时受上游原油成本支撑弱化制约,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下滑。

  本轮疫情冲击可能的新特征

  新冠疫情相对于非典疫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是传染力更强。传播指数R0是流行病学上判断病毒传染性的重要指标,即在无外力作用下单个患者的平均传播人数。WHO官方报告援引专家研究称SARS病毒的R0在2-3.3之间,而近期我国CDC的研究成果表示,新冠病毒的R0约为3.77,反映在传播速度和规模上则是指数级差异。 二是潜伏期更长。非典的潜伏期在3-5天左右,而新冠肺炎潜伏期一般约为10天,且新冠肺炎在患者在潜伏期同样具有传染性,更加不利于疫情防控。 三是重灾区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特殊。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水路、铁路、公路交通发达。武汉拥有水铁联运主枢纽港,同时是全国最大的铁路运输中转站,中转客流位居全国第一,疫情对客运、货运方面的冲击巨大。 四是疫情爆发时点不利。非典疫情高峰期主要在3-5月,处于节后复工稳定期,面临的人员流动压力相对较小。而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时间贯穿春运前中后期,是人口大量流动和聚集阶段。

  此外,两次疫情发生时的经济环境也有显著差异。 一是复工情况不同。非典疫情引发全国广泛关注是在03年3-5月,当时全国生产建设已步入正轨,疫情期间也并无停工管制政策,下游消费品相关的轻工业增加值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仅较年初略有放缓。而此次疫情扩散叠加春节假期,并在全国范围内限制出行,工业企业复产的时间线存在差异。因此,非典期间需求冲击占主导、供给收缩较有限,而新冠疫情对供给端的影响会更显著。

  二是经济所处周期不同。03年我国正处于经济上行周期,内生增长动力较强。非典对经济仅起到阶段性降温效果,企业盈利与居民收入并未因疫情发生根本性扭转,因此能够在疫情消退后较快恢复常态。而新冠疫情出现之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弱企稳”状态,逆周期政策也面临较多掣肘因素。遭受疫情冲击之后,从企业与居民部门的修复期可能更久。

  三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同。03年我国在全球经济中体量尚小,还处在跻身全球产业链的初期阶段,国内的需求扰动还不足撼动外部经济的正常秩序。而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无法绕开的一环,国内生产与需求的变动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外溢影响,我国已具有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综上,两次疫情特征和经济环境存在差异,非典时期的经验对当下通胀的参考意义有局限。在当前时点下,宏观政策的应对思路值得关注。根据2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可以看出虽然疫情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冲击,但是“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决心没有改变,工作重心也在逐渐由“防疫”向“经济”过渡,因此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必将加强。具体做法在政治局会议中表述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这对应着一系列扩大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手段。我们知道,政策可以刺激总需求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经济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效率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总供给变化的弹性。那么很有可能受制于经济效率的短板,总供给的增速赶不上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出现阶段性的供不应求格局。在这种格局之下,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水平有走强可能,驱动PPI上行,即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现象。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当前的总需求拉动政策,可能带来的PPI上行风险。尤其是短期内(3-4月)一旦PPI走高,而经济真实增长仍维持在低位,类滞胀的经济格局就会形成。

  年中向后看,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就业压力可能逐渐显露。原因是,在疫情发展期,有些企业可能已经进入倒闭边缘,但由于处在停工期,暂时保持了“休克”的存在方式,其员工处于名义上被雇佣、实质上准失业的状态。伴随着二、三季度的全面复工,“休克”企业因无法重新正常周转运行而倒闭破产,员工也就彻底失业了。即使没有遭遇失业的居民,也会因为将近一个季度的停工,影响到其全年的收入情况。综上,失业率上升叠加收入下滑,居民的整体收入预期必然受到不小的负面冲击。进入下半年,短期的总需求刺激政策可能退去,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拉动力重回到居民部门身上。居民部门或因收入预期不佳,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必然受到影响。消费需求的收缩,CPI受到的冲击更直接。因此从全年的角度看,尤其是下半年,CPI整体还是有下行压力。

  新冠疫情下的CPI预判

  当下CPI面临的扰动因素较多,一方面,疫情会对经济不同部门的供求两端,产生不同方向、程度和节奏的影响。另一方面,食品端还存在着国内猪周期、禽流感,国外沙漠蝗灾等因素干扰。鉴于食品与非食品价格逻辑的差异,我们在下文分别推演、合并测算。

  非食品端

  短期:结构分化突出,整体物价或强于季节性

  短期内(2-3月),疫情对不同商品与服务的供求影响非对称,或造成物价涨跌分化局面。预计有涨价压力的商品与服务居多,CPI非食品环比或略强于季节性。

  我们将CPI八大类的主要二级分项,展示在供求坐标系内,有助于辨析疫情发生的短期内,物价所受影响。商品与服务按象限可分为,需求增长型(第一、二象限)和需求收缩型(第三、四象限)、供给增长型(第一、四象限)和供给收缩型(第二、三象限)。根据45度分割线,左上为涨价压力类别、右下为降价压力类别,线附近为价格平衡类别。由于疫情导致多数行业生产停滞、复工延迟,除了部分医药及医护用品产能在政策支持下逆势增长,多数类别分布于供给收缩的第二、三象限,而需求收缩同时产能扩张的类别几乎不存在。

  首先,多数商品服务的短期供给低于常态,这与非典时期有很大不同。由于本次疫情升级正值春节期间,多数行业正处于停工状态或维持较低产能,而为了遏制疫情扩散,行政性封锁交通、区域隔离等措施又导致物流运输阻塞,进一步约束了多数商品的供给效率。此外,延迟至2月10日的开工日,多数行业依然面临用工不足、物流不畅、产业链不配套、行政审批不达标等因素而迟迟未能复工达产。截至春运结束(2月18日),返程率仍不及四成。不考虑企业大面积破产情况下,预计制造业恢复到正常产能可能要到3月中下旬,尤其纺织服装等下游劳动密集型产业复产压力较大,而服务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更耐心的等待。并且,当下处在工业库存底部,下游若未能及时补库存,可能引发短缺问题。

  其次,居民购买力仍较强,部分商品需求非降反升。短期企业端的压力还未传导至居民部门,工资性收入仍在,并且节前发放奖金,1月居民存款新增逾4万亿元,购买力仍较强。下游消费需求部分受到抑制,例如旅游住宿餐饮、院线电影等线下娱乐,但同时部分需求迁移增长,例如线上游戏与视频娱乐,线上购物和快递服务。还有部分需求因疫情激增,例如口罩、消毒液等医用防护物资,刚需与囤货需求都在短期内爆发式增长。

  我们认为短期内,涨价压力主要存在于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降价压力存在于居住、交通和通信,以及包含旅馆住宿在内的其他商品与服务等,教育文娱服务则视线上与线下存在明显分化。

  年内中期:需求补偿性修复,供给弱改善,物价压力相对平衡

  疫情消退后(4-5月),部分压抑的需求得以释放,存在补偿性的修复。同时,生产从轻工业到服务业也在相继改善,企业处在恢复经营阶段,CPI非食品环比或符合季节性规律。

  目前全国疑似与确诊病例均在稳步收敛,尤其非湖北地区新增病例降幅明显。2月17日,钟南山预计全国疫情在2月中下旬达到峰值,4月份平稳。随着疫情消退,居民压抑的需求也会阶段性回补,叠加政策适度刺激,消费增速大概率如同03年出现“V型”反弹。同时,供给角度来看,企业分批复工的节奏以及产业链的重构修复也在随着疫情减缓而同步发生。这一阶段,制造业企业刚刚挺过“黑夜”,经营战略或更注重加快生产进度,修复与上下游间的关系,而提价策略更为谨慎,更可能趁此机会降价以及扩大市场份额。

  年内后期:就业压力或导致消费需求收缩,物价有所承压

  年中往后,中小企业压力或通过就业市场向居民收入端滞后传导,对消费需求的抑制效果开始显现,而生产端已基本步入平稳阶段,CPI非食品环比或较基准承压。

  短期内,因疫情推迟复工、需求萎缩的压力还集中存在于企业端,即企业的库存现金可能加速消耗,但居民收入承压有限。一方面是受政策“胡萝卜加大棒”的引导,限制企业裁员。人社部发布《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并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稳岗补贴。另一方面,疫情毕竟是短期冲击,企业也并不愿意轻易放弃经营。尤其在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频频出台的情况下,多数企业仍会选择扛过去,进而压力还集中在企业端。

  毕竟经济遭受冲击客观存在,难免有不少中小企业在这次浪潮中被淘汰,摩擦性与结构性失业压力并存。因疫情而经营陷入停滞的企业,其人力与租赁成本仍在持续发生,根据《中欧商业评论》清北联合调研995家中小企业数据显示,有约85%企业现金流支撑不过3个月。虽然多部委已经频频出台稳企业措施,包括阶段性减免部分行业税费、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缓缴住房公积金等。但政策扶持只是延缓部分中小企业的生存时间,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或加快重塑,有些企业丢失的订单可能难以再追回,大企业或加快市场份额抢夺,部分中小企业将主动或被动退出市场。此外,居民的一些消费习惯、偏好可能因疫情发生改变,例如共享型、开放式、人员聚集性的消费和服务需求或下降。而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供给侧也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压力,进而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我们预计失业问题发酵,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进而消费需求下降可能从年中左右逐渐显现。

  宏观政策逆周期发力,上游行业优先受益,下游消费需求可能托而不举。疫情正在倒逼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2月21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但政策抓手中,可能只有扩大投资立竿见影,上游材料、能源、设备类行业的需求优先受益。而下游需求更依赖于居民的消费意愿,消费刺激政策主要起到托底的效果,消费需求的持续改善更依赖于收入增长,这将滞后于经济景气度好转与企业盈利的整体改善,我们预计在年内还较难实现。

  食品端

  疫情扰动:先扬后抑、影响短暂

  新冠疫情对食品端的扰动与非典时期具有较高可比性,具有先扬后抑、影响短暂的特点。疫情对食品价格扰动集中在三方面,物流运输受阻、加工批售减少、哄抬物价行为。疫情之初的交通封锁以及个别地区封城断路措施,对生鲜产品的跨区域调运造成较大干扰,主销区涨价压力较大,例如节后生猪主供省河南与主销省四川的价差显著走阔。因疫情采取的隔离式管理与推迟复工又造成屠宰场、农产品批发市场供应受限,拉长了今年节后的食品价格压力。此外,部分商家趁机哄抬物价,也造成了暂时性、局部性的扰动。整体上,疫情短暂引起了食品价格的抬升,但也较快引起了政府重视。2月3日(农历正月初十)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要确保蔬菜、肉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积极组织蔬菜等副食品生产,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供应。从高频数据来看,食品价格快速攀升的势头已经过去。我们预计,“上扬”阶段或止步于2月份,CPI食品环比较季节性抬高0.3个百分点,3-4月疫情影响下的需求降低导致环比分别较季节性降低0.4个百分点。

  猪周期:步入下半场

  今年猪周期或步入下半场,主导了CPI回落方向。因非洲猪瘟、环保“一刀切”等影响,去年下半年加速开启的猪周期成为近两年CPI的核心定价变量。2020年1月CPI同比5.4%的涨幅中,猪肉就贡献了约2.8个百分点。由于去年猪肉消费支出比重上升,今年在CPI中的权重还将有所提高,猪价走势对CPI影响也更大。猪疫情方面,据农业部2月21日公告,目前全国所有疫区均已解除封锁,1月份没有接到新发非洲猪瘟疫情报告。产能恢复方面,截至今年1月,规模以上猪场能繁母猪存栏已连续5个月环比增长,黑、吉、辽、蒙、陕、甘、宁等7个省份能繁母猪存栏已同比转正。根据生猪养殖周期,我们预计今年上半年猪价还处在筑顶过程,下半年随着出栏增加而较快回落。

  禽蛋养殖:禽流感影响小,疫情或引致短缺

  禽流感往往短期对需求影响更大,随后需求修复而供给不足,价格呈“V型”走势。禽流感初期,居民往往“谈禽色变”,鸡肉鸡蛋等需求降低,价格快速下降。随着疫情得到遏制,需求恢复常态,但由于政府通常采取扑杀、局部禁养等措施,导致肉鸡和蛋鸡补栏不足、供给短缺,推高市场价格。根据历史经验,无人感染的禽流感对禽肉价格的影响更小、周期更短。并且禽流感对鸡肉价格的影响大于鸡蛋。04年禽流感没有人感染病例,1月开始到4月结束,最低点鸡蛋价格下跌5.4%,鸡肉价格下跌10.3%,价格影响8个月左右;05年禽流感有人感染病例,11月初开始到次年6月结束,最低点鸡蛋价格下跌10.1%,鸡肉价格下跌16.7%,影响周期超过12个月。

  据农业部消息,今年的禽流感发生率低,不必“谈禽色变”,目前没有扩散,也没有人感染禽流感发生。今年2月份,湖南邵阳和四川南充分别发生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两个养殖场都是中小养殖场,存栏家禽10347羽,死亡6340羽,目前疫情处置工作已经完成,共扑杀疫区家禽28214羽。经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排查,周边的家禽养殖场没有发生异常的情况。经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监测,密切接触人员目前临床均健康,采样监测均为阴性。从高频数据看,出现禽流感疫情地区和全国其他主要地区的禽肉价格在2月初都出现了下降,目前已经开始反弹。04年疫情无人感染,波及16个省份,政府扑杀超过236万羽;目前的禽流感疫情同样无人感染,仅波及2个省份,政府扑杀不到3万羽。预计本次禽流感对禽蛋价格的影响有限。

  疫情期间运输不畅,导致饲料短缺、肉鸡滞销,部分种鸡场停孵,4月或出现供给缺口。由于疫情期间交通管制,饲料和活禽运输受阻。一方面禽畜饲养成本大幅提高,养殖大省还面临饲料告急问题。另一方面,主产区出现肉鸡滞销,价格低迷。为降低亏损,肉鸡养殖户停滞补栏,部分种鸡场停孵。尤其湖北省的相关问题更为严峻,据《华夏时报》,湖北很多养殖户对鸡苗进行了填埋处理。2018年,湖北省禽蛋产量居全国第六位,家禽年出栏5.3亿只,鸡蛋年产量占全国约5%,对国内禽蛋市场影响较大。2月4日,农业部紧急印发通知,要求不得拦截仔畜雏禽种畜车辆、饲料运输车辆,尽快安排饲料、屠宰、种畜禽、畜产品加工包装材料等生产加工企业复工,增加市场供应。预计禽蛋或在4月左右出现暂时的供给短缺问题,存在涨价压力。

  沙漠蝗灾:尚不对国内粮价构成威胁

  近期沙漠蝗灾引发粮食安全担忧。此次蝗灾始于19年初,重灾区在非洲之角和印巴地区,目前南亚地区影响已得到控制。去年至今已发生至少3场沙漠蝗灾,分别在非洲之角、印巴边境和伊朗南部,以及红海两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迁徙性害虫之一,1平方公里面积容纳的蝗群食物消耗量与3.5万人相当。据新华社新德里2月17日电,当前印度蝗灾已基本结束,仅西部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仍有少量蝗虫聚集。拉贾斯坦邦蝗灾防控组织负责人表示,当前除零星地区外,灾情已完全可控。

  直接影响而言,本次蝗虫进入我国境内的可能性较低。首先,沙漠蝗习惯生活在沙漠地区,不适应我国气候。其次,沙漠蝗被喜马拉雅山脉地理阻挡,缺乏进入中国的路线。此外,我国防控蝗灾经验技术丰富,抗蝗灾能力较强。

  间接影响来看,历史上蝗灾对灾区粮价推动较大,对国际粮价有小幅推动。但我国粮价和国际粮价相关性较弱,对国内粮价影响更小。由于非洲的主要受灾地区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常年依赖进口,发生蝗灾后,本身落后的经济更无力支持其进口粮食,导致本地粮价飙升。但主要受灾区非洲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粮食产量不足7%,对国际粮价造成冲击较小。印度粮食产量占世界12%左右,但出口仅占世界粮食出口的不足4%,主要用于本国消费。

  总之,本次蝗灾对国内粮食安全尚不构成威胁,再叠加我国粮食出口配额制度的保护,预计不会国内粮价造成显著影响。

  CPI测算结果

  基于前述定性分析,我们进一步给出定量测算结果:(1)2020年四个季度CPI同比中枢分别为4.9%、4.2%、3.3%、1.7%,全年中枢3.5%;(2)全年CPI可能呈逐月下降的趋势,上半年缓速回落,维持在4%以上,下半年加速回落;(3)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疫情对CPI同比的扰动,2-3月较基准抬升约0.3个百分点,二季度抬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抬升0.1个百分点以内,四季度负向拖累0.1个百分点以内。

  新冠疫情下的PPI预判

  短期:供过于求,大宗商品仍有下行压力

  短期内疫情仍将对供需两端造成压力,但下游需求冲击或更明显,预计2月-3月初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压力尚存。从行业性质看,大宗商品供给端行业主要属于资本密集型,受人员返程不足限制相对较小,目前已实现陆续复工;需求端的建筑工程等部门主要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短期人员流动受限带来一定用工缺口,导致项目施工的开复工有所推迟。从政策推动方面看,为保持产业链总体稳定,上游原材料和基础保障行业复工率普遍较高。截至17日,有色金属业复工率达80%,炼油业逾60%,而下游企业全面复工仍尚需时日。

  供给端:库存尚处高位,产量冲击较小

  从存量角度看,目前大宗商品库存尚处于高位。春节假期前后是大宗商品库存积累的主要时期,目前螺纹钢、阴极铜等金属库存仍在上行,均达到或接近历年同期高位。考虑仓库复工延迟和货运限制等方面的影响,预计在途库存规模同样较大。在供需两端均发生较大萎缩的情况下,库存高位使供给端产能不足问题相对缓解。在需求逐渐恢复前,高库存仍带来大宗商品短期的价格下行压力。

  从增量角度看,上游企业开工有一定延迟,但产量方面冲击较小,短期内或可较快恢复。我国钢厂高炉开工率整体下降,但其中主要拉动因素在于年产量<600万吨的中小型钢厂,大型钢厂开工率未见明显下滑,钢材供给端产量有一定保障。有色企业生产经营同样面临一定挑战,但主要影响集中在短期,有色工业协会预计全国2月份有色行业产销量受影响超过60%,3月将超过15%。疫情对上游生产的影响或将在3月后逐步消散。

  从成本角度看,油价目前尚处于低位,或压降工业企业成本。1月份全球油价经历大幅下挫,中上旬主要受美伊局势紧张带来的恐慌情绪影响,而下旬主导因素在于国内疫情爆发带来的需求萎缩。在双重压力的交替影响下,2月初布油曾下探至53元/桶左右。当前我国在全球市场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需求端萎缩对于油价的制约尚存,短期内或将压降化工等工业企业的成本。

  需求端:用工缺口制约,短期尚难恢复

  从基建工程需求看,短期复工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劳动力不足。目前国家鼓励各地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但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返岗不足对项目复工的冲击较强。从人员流动角度看,据华泰交运组估算,截至2月23日,全国节后返程率为41.2%,其中一线城市返程率在32.2-50.4%之间,显著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从重点工程实际复工情况角度看,工程项目面临较大用工缺口。例如,海南省12个在建项目缺口工人9211人,占比51%;2月底前拟复工的35个项目用工缺口8883人,占比49%。

  从房地产项目需求看,存量项目复工因政策安排优先级较低而滞后,新增投资因房企经营压力制约而内生动力不足。

  (1)存量地产项目复工方面,房地产项目复工节奏相对基建而言更加缓慢。全国建设工程复工基本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批是重点民生工程,主要包括基建和基础保障类工程项目。第二批是其他民生工程,主要包括安置房、保障房等工程项目。第三批是其他工程,主要包括房地产等工程项目。整体上看,地产项目全面复工时间或推迟至3月,所受冲击时间最长,地产端需求整体延迟。

  (2)新增地产投资方面,房企短期内仍面临库存压力和现金流压力。从库存角度看,受疫情影响,商品房交易几乎停滞,春节假期前的商品房库存继续积压。存销面积比指标领先于商品房库存,其节后快速走高意味着房企库存压力或将持续,房地产新增投资意愿不足。从资金角度看,自去年5月份银保监会“23号文”收紧房地产融资政策以来,房企外源融资开始收缩,销售端停滞也直接引发定金及预收款增速下滑,因此在资金面紧张的环境下,房地产新增投资需求短期恢复难度较大。

  从制造业需求看,行业内中小企业整体占比较高,需求萎缩与开工延迟更加明显。在能源方面,6大电厂日均耗煤量仍在低位徘徊,近日部分行业陆续复工复产,用电量有所增加,电厂耗煤有上行趋势,目前从37万吨左右的低位小幅回升至40万吨以上,但与往年同期相比产能释放仍不完全。相对而言,动力煤库存则较为充裕。截至2月20日,6大电厂动力煤库存达1729.3万吨,较上月同期增加249.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28.4万吨,整体处于高位。在气温回暖、下游中小企业尚未全面复工的情况下,电力需求短期内难以快速恢复,煤炭等能源类大宗商品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年内中期:政策刺激可期,预期修复带动价格上涨

  中期来看,价格抬升或将主要反映在3-4月。根据目前人员返程和疫情防控情况,需求端面临的用工缺口以及开工限制等问题有望在3月份逐步消除,基建项目的政策刺激效果或逐步显现并放量,中期内基建需求前置可能会带动国内水泥等相关大宗商品涨价行情。相较于需求端届时的快速复苏,供给端或将处于平稳状态。由于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高位、受疫情冲击强度相对较小,供给端产能提高幅度较为有限,其恢复速度可能慢于需求端回暖节奏,从而形成从短期到中期的供需关系转变。

  稳增长诉求加强,基建刺激或为主要抓手

  稳增长是今年主题,疫情冲击下诉求进一步加强。今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年,要实现GDP翻番目标,稳增长是政策重心。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扩散至全国,加剧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诉求也在进一步加强。在实体经济资产负债表尚未修复、信用扩张尚未到来的背景下,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对于政策刺激力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基建项目投资有望较大幅度增长。

  基建发力的前期铺垫已较为充分。去年以来,基建面临的堵点正在逐步化解(详见2019年12月9日报告《基建的堵点与疏通》)。今年1月专项债发行规模已超过7千亿元,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提出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资金和政策性金融,优化投向结构。预计3月全面复工后,上游钢铁、有色等将在基建带动下迎来涨价行情。

  大宗商品供给端压力或在基建需求回暖后逐步显现。自供给侧改革以来,上游原材料行业产能大幅去化,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高位。面对今年基建扩张的可能性,供给端产能提高幅度有限,大宗商品价格机会逐步显现。近期螺纹钢、阴极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均小幅反弹,但均未回到疫情前的高点。在供需关系逆转的预期下,黑色、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有望在3月重回上行区间。

  政策边际改善,地产需求或为潜在动力

  房地产政策基调“房住不炒”,但已出现“因城施策”的边际改善。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四稳,并强调“全面落实因城施策”框架,缓和态度逐步显现。在因城施策框架下,目前浙江、上海等地均出台相关政策,主要围绕土地出让金延期缴纳、预售审批标准放宽等方面给予支持。

  房地产投资需求直接影响水泥、玻璃等建材价格。水泥价格与房地产建筑工程投资高度相关,而玻璃的地产后周期性质更强,其价格与房地产竣工面积相关。目前来看,由于地产需求的回暖节奏显著慢于基建,建材价格仍未从疫情的冲击中恢复。地产需求一旦回暖,建筑工程投资、竣工面积将相继修复,建材类大宗商品或有一定上行空间。

  国际视角:油价上行机会显现,供需不确定性尚存

  从外需角度看,海外经济的逐步企稳有望推动原油需求端回暖。1月美国数据走强,制造业PMI重新站上荣枯线,非农就业人数大幅超预期,经济企稳迹象明显。相对美国而言,日本与欧元区经济短期内仍处于低迷状态,日本2019年四季度GDP初值创6年内新低,欧元区GDP、工业产值均低于预期,难言经济复苏。但近期日欧PMI均自低位回升,接近荣枯线位置,德国PMI超预期。中长期视角看,在央行的持续宽松刺激下,日欧经济恶化可能性不大。国内需求端修复叠加全球经济景气度逐步企稳回升,原油需求端有望回暖。

  从原油供给端看,OPEC减产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或将带来供应中断风险。2月OPEC月报将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下调23万桶/日,预计OPEC或将继续延长减产期限以应对中国疫情带来的需求萎缩,但是否加大减产力度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美国能源部原油库存整体处于低位,供给端因素或将进一步推动油价上行。国际局势方面,美伊冲突仍是今年地缘政治风险的主导因素。另外,2月1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贸易子公司RosneftTradingS.A.,原因是参与委内瑞拉原油的运输和销售。在美国制裁下,委内瑞拉原油产量或将进一步下滑,存在潜在的原油供应中断风险。油价存在一定上行机会,但在供需两端的不确定性叠加下,中长期内或将处于宽幅震荡格局。

  年内后期:疫情彻底结束,价格仍将回归基本面

  疫情本身仍属于中短期冲击。根据以往经验看,在不产生后遗症、并发症的情况下,疫情负面影响将随时间推移而淡化,因此对于下半年的判断仍将回归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目前工业企业盈利尚未修复,伴随投资、消费疲弱,主动去库存周期拉长等问题。从基本面看,实体仍面临一定通缩压力。

  在疫情影响逐步散去的情况下,相关政策刺激、需求爆发的持续性同样面临考验,下半年或将重回正常轨道。基建刺激的持续性主要受财政压力制约。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财政资金相对不够充裕,同时受到赤字率、国企杠杆率等方面的制约。相比于15-16年,目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严格管控收紧了基建资金的侧面来源。在非标监管政策长期仍偏紧的情况下,基建投资的资金端面临一定限制,因此基建投资的爆发或难以持续。预计在上半年发力对冲疫情影响后,基建投资下半年将重回稳健增长轨道,维持全年基建投资增速8%左右的判断。

  PPI测算结果

  从全年来看,疫情冲击及相关政策调控的影响更多体现为PPI低点前移,基建等相关稳增长政策重心前置,是一种对供需关系变化时间线的扰动,而非对绝对价格水平的持续冲击。我们预计在疫情冲击情况下,全年PPI低点将提前至一季度,二季度PPI因政策刺激效果显现而稍高于基准情况。下半年疫情冲击淡化,但由于政策刺激前置,实体面临的通缩压力强于基准。预计疫情对全年PPI冲击幅度约0.2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

  1.疫情收敛晚于预期。若疫情未能在一季度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所受的打击可能会非线性提高,CPI与PPI均有可能较快下行。

  2.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目前美伊冲突仍是国际油价的主要风险点,若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引致原油供给端冲击。

  3.疫情扩散导致全球经济下行。一方面国内复工慢或导致全球产业链阻滞,另一方面疫情在海外正呈现扩散态势。因此全球经济可能被此次疫情拖累下行。

【篇四】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

  2021年,无论你多大年纪,住在哪里,对经济的态度是什么,通货膨胀真的发生在大家身边。就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一样,通货膨胀已经成为2021年的热门话题,也是2021年经济学的热门话题。通货膨胀无处不在,没有人能幸免于难。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各国都在宣布通货膨胀,甚至几十年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都有相关报道。根据2021年11月的数据,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创历史新高,意大利创13年新高,韩国创23年新高。受影响的国家远不止这些,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国家已经达到了通货膨胀峰值。

  2021年初,美国通胀开始加速,当时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头条新闻很快就出现了。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在20世纪70年代。目前的情况与50年前完全不同。2021年最后几个月的通胀水平远低于1974年和1980年的峰值。此外,2021年下半年的通胀飙升也受到了显著的基础效应的推动,而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通胀不仅高于现在,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加速了十年。

  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通胀始于1972年8月.95%的低点上升到

  1974年11月12.2%的高点;1976年11月5日第二次.1980年3月14日,04%的低点攀升.6%的高点。换句话说,1974年从低到高增长了9%.1980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鉴于美联储目前的稳定价格,通胀增长不可能超过上述范围

  的。目前的通胀期开始于2020年5月0.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0月通胀率为6%.2%。此外,前十年的通胀率也相对较低。还有另外两个通胀期可以用来比较2021年的价格增长趋势:一是1990年10月达到峰值,二是2008年8月的通胀。

  2021年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更为近似,这两个时期的通胀波及范围都比较广泛,价格上涨都影响了一篮子消费商品中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而2008年的通胀几乎只影响了食品和石油价格。1990年10月,除去食品和石油价格后,美国核心通胀率达5.6%,而2008年8月的峰值仅为2.5%。2021年的通胀影响也相当广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篮子由八个类别构成,此次通胀仅由其中四个类别驱动,尽管如此,这四个类别却几乎涵盖了一篮子消费商品中三分之二的商品和服务。即使将这四个类别(食品和饮料、住房、交通、其他商品和服务)排除在核心通胀指标之外,计算得出的核心通胀率仍在加速上升,截至2021年10月,已达到4%。其实,对家庭和企业而言,整体通胀率才是真正重要的指标。食品、房租和能源消费占据主要家庭支出,尤其是在弱势家庭。三者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不断上行,而工资的增速又不及价格的增速。自2021年4月以来,实际工资增长一直为负。

【篇五】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失业率;通货膨胀;新冠;中国

【Keywords】unemployment rate; inflation; COVID-19; China

【中图分类号】F822.5;F249.2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0)08-0103-03

1 引言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在以武汉为核心的中国地区暴发,在中国政府和全社会各界的共同配合努力下,自2月下旬起,全国现有确诊病例开始回落,至2020年4月,新冠病毒在中国得到了初步控制.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暴发疫情的国家,中国也成了全世界第一个控制住新冠病毒的国家.我国疫情防控期间的新增确诊病例情况如图1所示.

在长达3个月的抗疫过程中,全国人民全力配合政府,严格遵守居家隔离政策.在有效控制了病毒传播的同时,封城隔离、居家办公等政策也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中国疫情暴发期恰逢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新年——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需求量在一年中的增长黄金期,居家隔离、停工停产对这些行业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重创,众多餐饮业在抗疫期间遭遇了资金链断裂以致破产倒闭的局面,也进而导致了我国失业率的同期攀升.

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A.W.Phillips)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定义,此后,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目前,经济学界一共存在着三种菲利普斯曲线,用来阐述三对不同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由威廉·菲利普斯本人于1958年最早提出.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于1960年提出.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本文中,将以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作为研究的对象.

根据菲利普斯定理,经济体的失业率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应为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依据我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新冠疫情暴发及抗疫期间,这两个指标在我国经济体中却呈现出正向变动关系.为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本文选取2020年1~5月的相关数据,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消费者指数(CPI)等角度出发,分析菲利普斯定理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实际应用,并对一些看似违背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现象进行解释.

2 抗疫期间中国经济概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我国新冠疫情暴发的高峰期,我国的服务业增长指数、GDP增长率、进出口总值、工业增加值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各行各业均受到了疫情的负面影响.本文从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两个角度对这些负面因素带来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

2、1 失业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0%、5.9%.同期,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2%、5.7%、5.7%、5.8%、5.9%.具体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2020年1~5月我国失业率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其中以1月及2月期间的上升最为显著,3月份失业率有所下滑,4月份又略微攀升.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在统计期内始终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

由此可见,在我国新冠疫情暴发的高峰期,受到居家隔离等抗疫政策的影响,市场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创,失业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对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2 通货膨胀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5月,我国居民消费指数(上年同月等于100)分别为105.4、105.2、104.3、103.3、102.4.其中,食品烟酒类居民消费指数(上年同月等于100)分别为115.2、116.0、113.6、111.3、108.5.具体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由图3可见,2020年1~5月,我国居民消费指数均比上年同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上升,1月及2月的增长最为显著,整体物价月均涨幅为4.12%.其中,食品烟酒类居民消费指数的同期涨幅始终位于整体居民消费指数涨幅之上,月均涨幅高达12.92%.

由此可见,我国新冠疫情暴发高峰期,我国居民的各方面的生活开支均水平发生了提高,其中,以食品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开支涨幅最为突出.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20年1~5月,我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发生了同步增长,其中以1月及2月疫情暴发最为严重时期的增长最为显著.

3 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在我国特殊时期的适用性及解释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基本关系在我国市场经济体中是否成立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有着较多的争议.刘树成(1997)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1981-199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在我国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受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劳动力需求因素、国有企业改革及结构调整因素等的影响,我国城镇失业率并没有随之下降.邹薇等(2003)分别用各产业的就业指数代替传统的失业率指标,得出了第一、二产业符合奥肯法则的关系,而第三产业不符合的结论.那么,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我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同时下降

根据经济学基本供求关系原理,当劳动力的供给下降时,会导致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

基于智联招聘千万量级职位原始大数据分析,于2020年4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中国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基于招聘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中显示,我国就业市场第一季度招聘职位和人数同比下降27%,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最大,1~3年工作经验的求职人员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可见,如人们所预期,新冠疫情的暴发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危機,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需求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失业率的攀升.

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居家隔离制度的颁布,全国大部分乡镇在疫情防控期间被封锁,众多劳动力无法外出,使得劳动密集型导向的企业陷入了招工难的困境.根据《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中国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基于招聘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显示,小微企业和外商合资或独资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而在我国,众多劳动密集型导向的产业,如织造业等,均以小微企业为典型代表.

综上,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发生了萎缩,而当供给萎缩的程度大过需求时,就发生了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了物价上升.

3、2 特殊时期经济转型得到促进

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居家隔离办公政策也促生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远程办公在更早以前已被国民所熟知,但相对来说仍较为小众.而此次疫情的暴发促使了大批公司采用了居家办公的模式,保持业务运营,帮助员工遵守社交距离要求.众多学校与教辅机构也纷纷采取网络直播授课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网络办公平台,如Zoom、腾讯会议等,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保证国民安全健康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阻碍.与此同时,也为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灵感.

新型办公方式的突然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失业率统计的误差,如就业意向统计更新、居家自主就业情况等.这些在疫情中难以及时得到相应反映的新变化,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得到体现和更新.

4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启发

在抗疫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推动复工复产,努力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要做好龙头企业复工复产保障工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或将点燃商业模式转型的导火索,无人快递行业、线上服务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居民的消费习惯或将产生一定变化.

盖洛普公司《2017年美国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提出,43%的员工会经常进行远程办公.研究还表明:在每周5天的工作日中,远程工作2~3天效果最佳,公司要为员工提供2~3天的会议、协作以及互动时间,这使他们有机会专注于下半周的工作.对于中国,远程办公在疫情暴发之前属于一种小众的办公方式,而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这种小众的办公方式演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行为.远程办公所带来的成本效应,如租金、通勤时间等方面的优势,也必将为更多的企业所考虑,或将在未来发展成为一种更为主流的工作方式.

在商业模式转型方面,电子商务已然成为导向.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经济体发展中商务、学习、办公虚拟化程度会提高,经济商务活动在地理上的布局往往倾向于集中.正如马歇尔所说,集中生产会带来三大好处:节约交通与交易成本,强化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强化相互之间的学习效应.此外,企业、工厂周边服务社会化的态势会受到影响,人口居住社区态势有可能会向分散化的态势发展.公共服务无人化、自助化、自动化水平会提升,整体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助化、自动化也会进一步强化.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将推动中国制造生产方式、中国人整体工作和生活方式、中国公共服务的自助化和自动化水平提升,传统上中心支配的发展模式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如能把握机遇,对我国的生产发展、公共服务、教育体系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减少不必要的人工成本,推动智能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与变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冲击,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革命的一次宝贵契机.

【参考文献】

【1】刘树成.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J].管理世界,1997(06):21-33.

【2】邹薇,胡翾.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J].世界经济,2003(06):40-47.

【3】卢海,宋禄霖,申智恩.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中国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基于招聘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R].北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20.

【4】赵红军.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启示[J].区域经济评论,2020(2):17-19.

【篇六】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在以武汉为核心的中国地区暴发,在中国政府和全社会各界的共同配合努力下,自2月下旬起,全国现有确诊病例开始回落,至2020年4月,新冠病毒在中国得到了初步控制。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暴发疫情的国家,中国也成了全世界第一个控制住新冠病毒的国家。我国疫情防控期间的新增确诊病例情况如图1所示。

  在长达3个月的抗疫过程中,全国人民全力配合政府,严格遵守居家隔离政策。在有效控制了病毒传播的同时,封城隔离、居家办公等政策也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中国疫情暴发期恰逢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新年——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需求量在一年中的增长黄金期,居家隔离、停工停产对这些行业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重创,众多餐饮业在抗疫期间遭遇了资金链断裂以致破产倒闭的局面,也进而导致了我国失业率的同期攀升。

  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A.W.Phillips)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定义,此后,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目前,经济学界一共存在着三种菲利普斯曲线,用来阐述三对不同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由威廉·菲利普斯本人于1958年最早提出。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于1960年提出。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本文中,将以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作为研究的对象。

  根据菲利普斯定理,经济体的失业率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应为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依据我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新冠疫情暴发及抗疫期间,这两个指标在我国经济体中却呈现出正向变动关系。为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本文选取2020年1~5月的相关数据,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等角度出发,分析菲利普斯定理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实际应用,并对一些看似违背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现象进行解释。

  2抗疫期间中国经济概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在我国新冠疫情暴发的高峰期,我国的服务业增长指数、GDP增长率、进出口总值、工业增加值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各行各业均受到了疫情的负面影响。本文从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两个角度对这些负面因素带来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

  2.1失业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1~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0%、5.9%。同期,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2%、5.7%、5.7%、5.8%、5.9%。具体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2020年1~5月我国失业率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其中以1月及2月期间的上升最为显著,3月份失业率有所下滑,4月份又略微攀升。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在统计期内始终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

  由此可见,在我国新冠疫情暴发的高峰期,受到居家隔离等抗疫政策的影响,市场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创,失业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对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2通货膨胀率

  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1~5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分别为105.4、105.2、104.3、103.3、102.4。其中,食品烟酒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分别为115.2、116.0、113.6、111.3、108.5。具体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由图3可见,2020年1~5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比上年同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上升,1月及2月的增长最为显著,整体物价月均涨幅为4.12%。其中,食品烟酒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期涨幅始终位于整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之上,月均涨幅高达12.92%。

  由此可见,我国新冠疫情暴发高峰期,我国居民的各方面的生活开支均水平发生了提高,其中,以食品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开支涨幅最为突出。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20年1~5月,我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发生了同步增长,其中以1月及2月疫情暴发最为严重时期的增长最为显著。

  3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在我国特殊时期的适用性及解释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基本关系在我国市场经济体中是否成立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有着较多的争议。刘树成(1997)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1981-199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在我国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受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劳动力需求因素、国有企业改革及结构调整因素等的影响,我国城镇失业率并没有随之下降。邹薇等(2003)分别用各产业的就业指数代替传统的失业率指标,得出了第一、二产业符合奥肯法则的关系,而第三产业不符合的结论。那么,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我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3.1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同时下降

  根据经济学基本供求关系原理,当劳动力的供给下降时,会导致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

  基于智联招聘千万量级职位原始大数据分析,于2020年4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中国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基于招聘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中显示,我国就业市场第一季度招聘职位和人数同比下降27%,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最大,1~3年工作经验的求职人员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可见,如人们所预期,新冠疫情的暴发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危機,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需求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失业率的攀升。

  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居家隔离制度的颁布,全国大部分乡镇在疫情防控期间被封锁,众多劳动力无法外出,使得劳动密集型导向的企业陷入了招工难的困境。根据《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中国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基于招聘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显示,小微企业和外商合资或独资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而在我国,众多劳动密集型导向的产业,如织造业等,均以小微企业为典型代表。

  综上,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发生了萎缩,而当供给萎缩的程度大过需求时,就发生了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了物价上升。

  3.2特殊时期经济转型得到促进

  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居家隔离办公政策也促生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远程办公在更早以前已被国民所熟知,但相对来说仍较为小众。而此次疫情的暴发促使了大批公司采用了居家办公的模式,保持业务运营,帮助员工遵守社交距离要求。众多学校与教辅机构也纷纷采取网络直播授课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网络办公平台,如Zoom、腾讯会议等,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保证国民安全健康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阻碍。与此同时,也为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灵感。

  新型办公方式的突然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失业率统计的误差,如就业意向统计更新、居家自主就业情况等。这些在疫情中难以及时得到相应反映的新变化,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得到体现和更新。

  4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启发

  在抗疫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推动复工复产,努力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要做好龙头企业复工复产保障工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或将点燃商业模式转型的导火索,无人快递行业、线上服务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居民的消费习惯或将产生一定变化。

  盖洛普公司《2017年美国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提出,43%的员工会经常进行远程办公。研究还表明:在每周5天的工作日中,远程工作2~3天效果最佳,公司要为员工提供2~3天的会议、协作以及互动时间,这使他们有机会专注于下半周的工作。对于中国,远程办公在疫情暴发之前属于一种小众的办公方式,而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这种小众的办公方式演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行为。远程办公所带来的成本效应,如租金、通勤时间等方面的优势,也必将为更多的企业所考虑,或将在未来发展成为一种更为主流的工作方式。

  在商业模式转型方面,电子商务已然成为导向。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经济体发展中商务、学习、办公虚拟化程度会提高,经济商务活动在地理上的布局往往倾向于集中。正如马歇尔所说,集中生产会带来三大好处:节约交通与交易成本,强化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强化相互之间的学习效应。此外,企业、工厂周边服务社会化的态势会受到影响,人口居住社区态势有可能会向分散化的态势发展。公共服务无人化、自助化、自动化水平会提升,整体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助化、自动化也会进一步强化。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将推动中国制造生产方式、中国人整体工作和生活方式、中国公共服务的自助化和自动化水平提升,传统上中心外围支配的发展模式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如能把握机遇,对我国的生产发展、公共服务、教育体系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减少不必要的人工成本,推动智能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与变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冲击,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革命的一次宝贵契机。

新冠疫情对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影响(通用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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