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指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流行病是一个形声表意词，疒 nè服兵役是指服兵役和劳动的人，传染病是指服兵役的人的疾病，即传染病。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论我国新冠疫情下的货币政策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论我国新冠疫情下的货币政策篇1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为应对这一冲击，各国央行紧急行动，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无限量化宽松、负利率在内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在这些央行中，我国央行行动迅速，政策精准，坚持短期逆周期调节与长期跨周期引导，既精准施策平抑短期波动，又果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货币环境；坚持推进改革创新，推出多项直达工具，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坚持战略性全局思维，在保障总量适度中，保持后续应对冲击的政策空间充裕，谋求长短与内外多重均衡。总体来看，我国央行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效果非常明显，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有力助推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使我国经济率先步入复苏。更重要的是，相比各国央行，我国货币政策仍处于正常操作空间，政策工具多，回旋余地大，应对能力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调控之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错综复杂，经济社会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运用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大取向，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强化政策协同，可能是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具体要求。
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的成功之处
（一）针对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特点精准施策。货币政策属于总量需求管理政策。相较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时滞长，且衰退时期扩张效果不明显。针对这一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并未过度动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而是根据疫情防控阶段性要求和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结构化政策精准引导，先后围绕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等推出了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在疫情防控初期，经济社会生活全面停摆，政策重点放在金融支持抗疫保供上，政策要求是精准、高效。首个精准直达政策工具——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剑指抗疫关键环节和核心领域，实行名单制管理，强化跟踪监督，要求金融机构快速授信、快速放贷。12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明确提出，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
（二）围绕实体经济痛点精准引导。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采用全面量化宽松应对疫情冲击的做法不同，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过程中，人民银行始终注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痛点、难点，分类施策、精准引导。针对疫情暴发之际的市场恐慌，强化预期引导，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春节开市后提供了1.7万亿元的短期流动性，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维护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平稳运行。针对抗疫保供阶段的资金需求和融资难题，强化窗口指导，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出台专项政策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金融支持。在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1至4月，全国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4月末，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和12%，均较上年末有较大提高。针对疫情影响较深的中小微企业这一痛点，与财税、监管政策协同发力，引导金融机构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有还款困难的企业贷款予以展期或续贷，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降低担保和再担保费用。前3季度普惠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年全年下降0.82个百分点。围绕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重点环节，综合使用窗口指导、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引导加大对制造业、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支持，前3季度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6362亿元，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8408亿元。
（三）创新结构性直达工具，疏通传导渠道。结构性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创新。在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结构调整方面，我国很早就开始了相关探索和实践。从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的早期实践，到支农、支小、抵押补充贷款、扶贫再贷款等定向再贷款支持特定领域发展，以及近年来普遍使用的定向降准增加“三农”、小微融资支持等，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推动提升小微、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方面取得积极成效。2019年我国普惠小微贷款增加2.1万亿元，是上年的1.7倍，同比增长26.4%。与以往历次应对危机的响应不同，也有别于发达经济体，在应对本轮疫情冲击时，人民银行注重赋予传统工具新的功能，更加注重创设并运用结构性工具，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梗阻。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大量使用舆情沟通开展预期引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媒体见面会频次明显增多，与市场沟通和解读的深度明显提升，更为重要的是，逐步将预期引导从前瞻性指引功能发展为结构引导功能，通过舆情沟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关键和核心领域以及疫情影响较深领域的金融支持。疫情暴发之际，迅速创设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精准直达疫情防控领域方方面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阻击战。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趋于稳定，根据复工复产阶段性特点，又推出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以及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工具。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相比，这些创新直达工具指向精准，作用直接，政策时滞更短，应对突发冲击的效果更优。今年6至10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111万户、9010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展期；3至10月，全国1至5级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1.15万亿元。
（四）留有余地，始终把握主动权。在保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必要托举时，今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总体稳健。从纵向看，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宽松力度远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力度，2008年底开始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至2010年底，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达到19.7%；从横向看，本轮应对疫情冲击中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力度空前，美国9月末广义货币增速达到了创纪录的24.1%，10月、11月进一步升高至24.2%、25.1%，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印度、巴西、埃及、土耳其等国的M2增速也高于我国。在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后，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中率先从非常时期的短期刺激政策中回归正常化。7月份以来，我国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处于休眠状态，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保持稳定，公开市场操作主要配合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流动性管理需要开展，保持净投放与净回笼交替态势；货币信贷也从逆周期发力中回归正常，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速达到13.2%的高位后逐步回落，1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7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6月末回落0.4个百分点。
遭受此次疫情冲击时，受制于未正常化的货币政策，主要经济体普遍进入接近零利率和负利率区间，货币政策工具“弹药库”再次遭受巨大消耗，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和不利冲击的政策储备明显不足。相比之下，我国在应对本轮冲击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逆风而行”的空间。一是当前我国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空间充裕。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为6%至11%，高于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接近零的准备金水平，存贷款基准利率、各项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处于合理区间，高于发达经济体。二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本轮应对冲击中推出的规模有限，同时又创设了多项精准直达工具。三是宏观审慎政策储备充足。当前，全球50 余个国家（地区）采用了降低监管标准、放松资本要求以及市场干预等方面的宏观审慎政策应对疫情冲击，而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并未如欧美那样出现剧烈动荡，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总体稳定在疫情前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标准上，截至目前动用的宏观审慎政策有限。
（五）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相结合，寻求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低利率政策往往刺激的是房地产部门或股票市场，宽松政策叠加超低利率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持续实施量化宽松，过剩的流动性大量涌入金融市场和资产市场，美国股市与房地产价格上涨超前于经济形势，出现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本轮应对疫情冲击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发达经济体出现了类似的表象，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疫情冲击后，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暴跌至-32.9%，但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在遭遇短暂下跌后出现强劲反弹，8月底美股和房价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认识到货币宽松、超低利率往往导致市场主体出现过度风险承担、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应对本轮疫情冲击方面，人民银行既注重实施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精准滴灌，促进实体经济加快恢复，又坚持使用宏观审慎政策跨周期调节，巩固经济增长的基础环境，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要求，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把握好房地产调控的“度”，既防止过度刺激、埋下资产泡沫隐患，也避免过度抑制拖累实体经济。疫情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稳健，1至10月全国房价同比上涨5.79%，涨幅同比回落1.44个百分点。初步测算，11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均回落0.2个百分点；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略有扩大，二线、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
（六）用改革和市场化的思维推进货币政策实施。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利率对贷款利率的可控性增强。克服疫情期间的特殊困难，在新发放贷款已基本参考LPR定价的基础上，3月份如期启动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8月末，随着存量和增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基本完成，利率工具的传导效率大为提升，政策利率、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的联动性增强。今年以来，一年期、五年期以上LPR分别累计下行0.3个、0.15个百分点，与MLF操作利率走势一致；一般贷款利率和各类型企业贷款利率全面回落，9月份，一般贷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5.31%、4.63%，同比分别回落0.65个、0.61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与LPR走势一致且回落幅度大于LPR下降幅度。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调节外部均衡的能力增强。今年以来，在经济基本面和市场预期作用下，人民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波动幅度有所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呈现由贬转升的走势。在平抑市场波动方面，坚持用市场化方式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及时启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将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零；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方面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同时设置银行业金融机构初始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为零；将金融机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这些外汇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使用符合市场形势变化和政策预期导向需要，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韧性增强，出口形势良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本外币利差处于合适区间，人民币资产表现出较强韧性。
当前值得关注的地方
总体来看，我国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成效显著，货币政策四大目标保持在可控范围，并逐步转好。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通胀温和，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定，金融逆周期发力。但是，也应该看到，下一步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内外环境仍错综复杂。从外部看，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在上升期，地缘政治风险仍在，国际环境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内部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犹存，经济运行仍处于潜在水平之下，市场主体信心仍未完全修复。主要为：
（一）货币政策覆盖面与社会期待不完全匹配。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全面冲击，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社会关注度高，公众期待大。但是，由于特定原因，疫情中推出的货币政策覆盖面离社会期待还有差距，政策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激发。从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看，对央行评级和宏观审慎评估结果的要求约束了再贷款再贴现的使用范围。从创新直达工具惠及的市场主体看，8月、9月和10月份，全国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普惠小微到期贷款本金办理延期的总体延期率分别为49.2%、58.3%和59.7%；10月末，全国央行评级1至5级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余额7799亿元，占全部普惠小微贷款比例仅为15.3%。从政策涵盖的金融机构看，河南省三季度央行评级结果符合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使用资格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仅为28.6%，三季度宏观审慎评估结果具备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使用资格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为99%，但实际使用的机构占比仅为51.6%。
（二）作为总量管理的货币政策与发挥结构性精准引导功能诉求之间的矛盾。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属于总量政策，侧重为财政政策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在结构引导方面主要借助财政政策发力。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仍较为突出，小微企业、科创类企业、绿色转型经济、乡村振兴建设、制造业等薄弱环节领域的融资获得性仍然不强。如何使货币政策在发挥好总量管理功能的同时，更多地发挥好结构引导功能，有效破解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的融资瓶颈，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东中西部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掣肘。此次疫情对各地造成的冲击以及冲击后的经济金融复苏进程也呈现明显地区差异。江浙等沿海经济韧性强、恢复快，金融活动率先复苏，而一些经济基础薄弱、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区域，经济金融活动复苏较慢。从货币政策看，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总体上属于统一的总量调控工具，准备金和再贷款再贴现虽然近年来逐步发挥了一定的结构引导功能，但主要是面向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特定金融机构的引导，在区域层面并无空间差异。金融活动客观上需要与经济活动相匹配，统一货币总量调控原则如何针对区域性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发力仍有待探索。
（四）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有限与保市场主体金融支持要求之间的冲突。疫情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加剧了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财务压力与流动性压力。当前改善小微企业生产生存环境，最大限度保市场主体，仍需金融政策特别关注和呵护。然而，随着疫情专项支持政策收官以及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受到制约。存款利率存在刚性，对贷款利率下降构成约束，近一年来，全国金融机构活期存款余额加权平均利率一直保持在0.32%，定期存款利率波动中上行，9月份定期存款发生额加权平均利率为2.38%，同比提高0.04个百分点。加之经济下行，不良贷款率上升，金融机构风险覆盖成本提高。因此，如何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还需要综合治理。
（五）货币政策目标与宏观审慎目标冲突的协调。国内外货币政策实践表明，稳定政策往往造成经济不稳定，货币政策追求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努力可能与宏观审慎目标冲突。此次应对疫情冲击中，全球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不可避免埋下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隐患，即便是结构性精准直达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带来“跑冒滴漏”问题。部分小微企业可能由于预期悲观、生产经营暂时停滞，使用优惠利率贷款流向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套利，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后疫情时代需特别关注疫情时期的刺激政策对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
（六）新发展格局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更高的内外部平衡要求。明年我国将进入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步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同于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扩内需经济刺激政策，是更高水平的扩内需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高级化，是国内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优化和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迁需要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支撑，也对货币政策统筹内外均衡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际大循环方面，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消费链中的国际分工格局将调整和重建，对外贸易、进出口结构将调整优化。在国内大循环方面，投资尤其是新基建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内循环中需求端的着力点，制造业、文化、科技、绿色经济、乡村振兴是内循环中供给端的着力点。货币政策如何完成从目标到工具以及传导机制的与时俱进，更大限度激发货币政策效能，平衡好改革、发展、稳定以及长短期、内外部的多重均衡，这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货币政策必须直面并破解的命题。
论我国新冠疫情下的货币政策篇2
成效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总体目标高度一致，精准聚焦实现稳定经济发展、保居民就业等目标；二是措施层面形成合力，强化对特定领域尤其疫情防控、小微企业等方面支持。两大政策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以“两统筹”夺取“双胜利”。
（一）专项额度搭配财税支持，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人民银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分三批次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其中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配套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承担利率仅为1.25%，有效保障了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供给。同时，财政部门安排资金用于物资采购、救治补助，给予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税收优惠，并通过新增赤字和特别国债资金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截至10月末，中央财政直达资金1.7万亿元已基本下达到位，地方实际支出近1.2万亿元。
（二）货币供给辅以直达工具，缓解受困企业资金压力。为缓解疫情对实体企业资金链的冲击，人民银行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10.5%，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同时，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共同设立特定目的工具（SPV）,运用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精准纾解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以江苏省为例，截至10月末，银行机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比年初新增1120亿元，占普惠小微新增贷款的29.7%；6~10月实施阶段性延期偿还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1763亿元，平均延期率为56.6%。
（三）利率下行叠加财税优惠，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一方面，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引导市场利率平稳下行，企业融资成本同比明显下降。如10月，江苏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贴现利率、债务融资工具平均发行利率分别为5.32%、3.00%、3.46%，同比分别下降42个、61个、95个BP；另一方面，财税部门出台社保费、增值税减免等减税降费政策，并给予企业各类形式补贴，如安排专项资金补助文旅企业，实施困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减免承租国有房屋企业房租等，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经营压力，降低了经营成本。
（四）扩大投资结合提振消费，促进社会需求逐步回升。投资方面，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下，财政政策安排中央预算资金、新增专项债券、部分特别国债用于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其中，截至10月末，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长66.5%，主要投向基建领域。消费方面，人民银行加强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零住餐、旅游文化等消费型行业的金融支持，财税部门出台车购税、购车补贴等鼓励汽车消费的优惠政策，多地向居民发放消费券，如江苏省各地累计发放消费券超过27亿元，有力推动了餐饮、零售、文旅等服务行业的复苏。
仍待优化
（一）金融业税收优惠执行标准、支持力度存在提优空间，与小微金融服务政策的配合有待加强。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方面，银行享受政策必须达到的政策条件可适当放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方面，存款保险费税前扣除上限在存款保险费率标准变动后没有及时调整，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小银行缴纳保费无法全部扣除。小微金融服务相关税收优惠力度有待加强。
（二）疫情背景下中小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显现，政府专项债券补充银行资本金机制亟待健全。疫情以来，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利润增长等承受较大压力，由于补充渠道有限，资本金不足情况明显，制约其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亟须探索资本补充新渠道。虽然政策已允许专项债券通过增资扩股、认购可转债等方式补充当地中小银行资本金，但相关配套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如目前尚未出台规定补充银行资本金专项债券预算、发行、使用、偿还、监管的政策文件，专项债券认购可转债或增资扩股等均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在可转债定向认购并转股、专项债券到期股权退出、确保收益覆盖融资成本等关键环节，仍需探索可行合规的操作方式。
（三）财政投融资在投资绩效管理、基建投资结构、民间资本引导等方面仍需完善，影响政策配合拉动投资的效果。当前形势下扩大政府投资对促进经济稳定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但覆盖项目投向、运营管理、风险收益等全方位的政府投资绩效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对政府有效投资的保障度不够高。少数政府投资基金及专项债券存在资金沉淀项目账户、未形成实际支出的情况，导致资金使用效益较低，政府融资成本增加。在政府投资结构中，现有投资仍以传统交通运输、市政建设为主，新基建投资尚处于初始规划阶段，带动政府投资总量增加及结构优化的效用不太明显。此外，民间投资在基建领域占比较低，其中在交运邮政仓储、水利环保两大基建领域中占比仅约两成，反映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小微金融税收优惠力度，优化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扩大小微企业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政策惠及面，有条件地提高存款保险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率。加强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对商业银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的奖励补贴、风险分担，放宽政策享受条件并简化相关手续。
（二）加快完善中小银行资本金补充运作机制，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拓宽中小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加快健全专项债券认购可转债补充资本金的运作机制，形成合法、合规、有效的操作方式。充分评估银行资产质量、风险状况，将完善治理、健全内控等作为补充资本金的重要前提，不断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
（三）着力提高财政投融资质效，积极引导带动民间投资。建立健全项目储备、论证和审核等工作机制，加大对5G网络、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做好资金的全流程监管，切实提高资金效益。适当放宽基建投资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有序打开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新渠道，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论我国新冠疫情下的货币政策篇3
针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所面对的新情况，下一步应围绕和服务于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针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突出问题，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货币政策持续应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这两大宏观经济问题挑战的能力；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以政策确定性引导预期、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尽快向潜在水平恢复，长期将经济增长保持在潜在产出水平附近；强化面向“十四五”和二〇三五年远景发展目标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快形成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更加注重政策协同配合，以政策协同进一步激发货币政策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具体操作方面：
（一）适度放宽特殊时期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条件，通过扩大政策覆盖面提升政策效果。在遭受重大冲击时，对于央行评级和宏观审慎评估结果暂时或一次性不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完善担保、提高使用成本（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的前提下，允许法人金融机构申请使用再贷款再贴现。在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工具方面，对落实货币政策到位且对央行资金需求旺盛的金融机构，在提供高质量抵质押品的情况下，可将央行评级要求由1至5级降至1至7级。
（二）进一步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性，提高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能力。过去一段时期尤其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围绕脱贫攻坚以及民营小微企业发力。下一步，货币政策应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确定的重点领域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设立制造业专项再贷款、数字经济再贷款，助力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随着脱贫攻坚目标完成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尽快实现扶贫再贷款与乡村建设再贷款的衔接，助力乡村振兴；加强对扩内需、双循环以及文化科技、绿色转型经济和军民融合发展问题的研究，前瞻性地做好政策储备，适时推出相关领域专项再贷款政策。
（三）探索实施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助力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在准备金政策方面，东中西部可区别对待，给予中西部较低的准备金要求。在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方面，给予中西部更优惠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并适度提高中西部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在货币信贷调控方面，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差异和经济企稳复苏差异，对前期恢复较快较好且出现或可能出现经济趋热、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倾向的，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适当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对经济恢复缓慢且今年以来贷款仍同比少增的，允许在一定阶段内继续保持贷款同比多增，以支持区域经济逐步恢复的过程。
（四）加快推出配合积极有为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工具，最大限度激发政策协同效能。今年应对疫情冲击中我国实施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预计明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仍将保持一定的财政稳增长力度。下一步，需加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共同抓住投资这个关键变量，以“稳投资”实现稳预期、稳增长，引导经济快速恢复至潜在产出水平附近。货币政策要优化金融机构参与财政发力的政策环境，除综合运用多项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创造平稳、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外，还可考虑推出新基建专项再贷款，支持政府公共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建等领域的资金需求。新基建专项再贷款可参照抵押补充贷款管理模式，实施利率优惠、专项管理，可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先行先试，在此基础上推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
（五）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应对冲击的能力。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提升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性、风险敏感性、政策敏感性。在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引导存贷款利率下行，尤其是通过引导存款利率下行去扩大贷款利率下行空间。进一步推进信用环境建设，降低风险溢价成本，为融资成本下降提供条件。做好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纳入金融机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的实施工作，强化监测评估考核，提升商业银行自主科学定价能力，切实将政策利率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继续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市场化双向浮动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自动修复外部失衡，增强内外部平衡的能力。
（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内外部风险。近期美联储修改货币政策目标事实上赋予了更大的宽松政策权力，未来美国货币政策存在进一步宽松的可能。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背景下，外部资金大幅进入空间增大，汇率管理难度上升，未来需密切关注外部资金流入情况，做好资金流向甄别。提前做好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的应对安排，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抑制投机资本跨境流动，增加外部资本参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黏性。密切关注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潜在风险，加强对股市、债市、汇市、房市的监测评估，保持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做好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评估和央行评级工作，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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