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谈一谈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新时期以来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占有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给国际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中，对经济背景进行粗浅的分析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需要加强国际关系研究的经济学视角，进而使国际关系具备经济学学科背景以及政治学学科背景。
1 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学概述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在国际关系中的比重正在不断的增加。国际关系研究中如果仅仅使用政治学知识，通常获得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也无法完整的解释当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现象以及复杂事件。政治制度开始被经济因素所影响，而经济现象中也包含了政治含义。因此，需要打破政治学和经济学互相孤立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这种学科的出现代表着应该使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流派包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流派都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著名学者沃勒斯认为，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经济体系，并将资本主义经济依稀分为边远地区和核心地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这种方式就是使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趋势[1]。国际政治经济学会成为国家关系理论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重要分支。
2 国际关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很大的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很多课题都是中性的，其研究结果能够解释，并且揭示或者发现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但是社会科学中，研究人员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不同，那么其研究成果就存在着双重性，也就是对研究课题的学术性结论以及价值判断。课题研究的学术性结论使研究结论能够准确、深刻和全面地反映事物的客观特征，并且归纳出一些典型的理论和观点。价值判断则是研究人员对课题的一种立场或者态度，是对其肯定的一种价值取向[2]。从上述来看，国际关系中包含政治学以及经济学，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2.1 经济学能够加强国际关系的深度
国际关系本来包含的范围就比较广，其属于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包括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军事战略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等。经济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属于比较活跃的层面，其对国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使用经济学方法以及理论来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使国际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交叉学科。由于经济许可这种较强的活跃变量，使用经济学背景来科学准确的描述经济关系的不变，能够使研究人员可以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经济学视角分析还可以不断拓展国际关系的空间和视野。这种深层次的影响，使得经济关系的变化能够在很大因素上影响到政治关系的变化。因此，当一些国际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就可以根据经济关系的变化来作出重要的分析，使得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一定的超前性。
2.2 经济学能够使国家关系研究更加客观
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经济学背景进行研究的时候，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相对于政治学的判断和结合，更加客观中性，也就是国际关系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实。如果在研究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只能使用政治学视角来得出对事物的态度和立场时，很难对此事物的所有层面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将经济学背景運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能够使用经济学的知识来分析和研究事物，并且与政治学的结论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具有较强的中性特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可以涉及和覆盖到事物的各个角度以及层面，使得国际关系研究的结果更加客观和全面[3]。
3 国际关系研究的经济学视角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西方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中美建交，美苏关系缓和。与此同时，经济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对很多国家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3.1 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都开始恢复各国经济，并且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到长达2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使得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从整体的国际关系格局来看，虽然这些国家在安全和军事上还不能抗衡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经济层面上已经开始对美国的霸主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两件都是世界经济领域的重要事件，其能够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存在较大的经济冲突和矛盾。
3.2 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存在着很多打破旧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国际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小)国家开始使用经济作为武器，来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挑战。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团结起来一起提高了原油的价格，并且导致全球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很多发达国家都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此事件，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使用资源以及经济的力量来对发达国家采取行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3.3 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出现了很多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一种可以越过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壁垒的投资生产方式，其不仅在经济上对东道国和母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对其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开始对跨国公司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的干预。但是，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比较活跃的新型经济方式，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从对外投资、金融、贸易等灵感就能够看出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4]。
上述因素的影响，都导致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参与国，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开始重视起对外经贸政策，使得外贸政策能够符合本国的经济利益，这样能够保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较大的优势。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比如对东西方经济对峙有影响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宣布解散，使得东西方可以获得毫无阻碍的经济交流。全球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多边贸易谈判的不断发展，使得关贸总协会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其对处理国际贸易和经济领域的矛盾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很多国家领导人开始参加多边经济会晤。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活跃主体，就是跨国公司，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开始覆盖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结语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比重，政治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愈见明显，国际关系研究要不断加入经济学的背景。
【篇二】谈一谈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
新型国际关系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的命题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对其理论内涵的认识与探索也不断深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决议》以“十个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就包括“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就是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安全关切，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各民族传统文化；公平正义，就是要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各国要公平参与国际事务，公平拥有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合作共赢，意味着各国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追求发展，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总之，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和创新。
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新型大国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握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运筹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从当下的国际社会现实来看，要实现大国关系的协调与合作任重道远。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尤其要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周边稳定是我国安全和发展繁荣之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周边外交理念指引下，中国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关系日益密切，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生动样板。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始终重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实践中，我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
总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运筹大国关系，夯实周边之基，深化南南合作，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创新之路。
新型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进一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从现实来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但是，越是动荡的世界，越是变革的时代，越是需要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必将进一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与全球治理观相互呼应、相辅相成，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安全难题、治理难题，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动力。
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围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反映了对人类发展领域的全面思考和科学回应。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当今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国际上搞“小圈子”只会把世界推向分裂和对抗。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筑墙、融合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他，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治理观，必将引领并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不断前进。尽管前进道路上还会面临极大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符合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必将迎来光明的未来。
【篇三】谈一谈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中国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增进交流合作，已同108个国家和4个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编织起一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新型国际关系意味着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人类是命运与共的整体，必须通过加强团结来应对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应当担负起为人类谋发展的历史责任。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深入阐述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的立场主张，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为处理好国家间关系、保持国际社会稳定发展寻求的新道路，也是符合人类和世界共同利益的发展之路。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中国坚持这一理念，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相互尊重是国际交往礼仪。中华文明有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美德。在国家间交往中，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就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世界各国遵守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交往礼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从不谋求改变任何国家的制度，也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不接受任何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国际交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平而后清，清而后明”“公生明，偏生暗”。中华文明有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公平、公道、不偏不倚是中华文明崇尚的处事之道。新型国际关系反对强权政治、霸权逻辑，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以待。国家间应遵循公平正义准则，各国机会平等地参与到国际交往活动中，共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合作共赢是国际交往愿景。团结合作，守望相助，携手并肩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应有的样子。新型国际关系反对零和博弈、反对冷战思维、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主张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相信合作方互利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篇四】谈一谈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呼声日渐增多，近些年也诞生了相关的代表性理论成果，产生了相应的国际学术影响，比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和共生学说等①。除了体系理论外，相关中层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也日渐丰富，在政治经济学、安全与战略研究以及中国外交理论等领域，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创新。虽然这些理论成果的核心概念的学术影响不如上述体系理论，但仍值得总结其理论创新的概念基础工作。概念是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构成部分，也是理论研究和观察、分析现实世界的基本工具。基于此，有必要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创新，进一步辨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创新问题。
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离不开学术概念的使用，二者的区别在于：理论研究需要运用并创新概念，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和知识;而议题和政策研究只需要运用较为成熟的概念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事实，并提供对策建议。观察、分析和预测事实都离不开概念运用，也体现了不同理论的逻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概念的创新并非是必要的研究工作，因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贡献知识，而非贡献概念，只有在特定的需求下，概念及其创新才会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这种特定的需求包括多个层次和维度，既有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有增强学术话语权的驱动。学术话语权的需要集中体现在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核心概念都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产物，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成果，因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天然就有一种打破知识话语霸权的愿望，希望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概念范畴。概念创新的需求主要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体现为概念的功能，即描述事实和建构理论的需要。
第一，描述事实的驱动。概念是认识世界最为基本的认知工具，好的概念有助于更为精准地理解国际关系现象的本质和经验范畴。在复杂多样的国际关系事实面前，概念的认知和描述作用体现地较为明显。基于此，概念创新来源于既有概念描述和认知事实的不足，其表现在两个方面：要么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事实;要么既有的概念不能很好地用来指涉重要的国际关系事实，因此需要修正、提炼与发展新的概念，以更好地描述所指涉的重要国际关系事实。
对于上述重要的国际关系事实，结合中国国际关系概念的功能，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类情境催生了对于新概念的需求。比如，一些重要、经典的国际关系现象与事实，仍需要对早已成为中外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概念进行创新，以使既有的成熟概念更为精确、到位。此外，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事实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概念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暗含着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概念不同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体系指涉中国独特的国际关系事实，而且具有相应的文化特性。除了上述两种国际关系事实之外，国际关系新出现的事实需要学术研究者发展既有的概念，用来描述和认识这种新出现的事实。这些事实的出现，驱动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寻找更为合适的概念来描述其本质属性和外延。在事实之外，还有更为一般性的国家行为模式、观念体系、新的国际关系结构形式、新的因果作用机制等，需要研究者进行抽象提炼。
第二，理论创新的驱动。犹如上文所述，既有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已有非常成熟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体系和理论足以用来描述和解释整个国际关系的重要现象。然而，既有的成熟概念体系，由于概念使用的扩散以及所对应的国际关系现象的变化，部分概念存在与所指涉对象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些内涵存在较多混淆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辨析整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创新，最大的理论动力来源于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比如中国和平崛起等。如此而言，中国概念体系的创新是对于西方理论及其价值体系的不满。近些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建构理论与话语权的需求日益增多，因而，概念及其理论的求新也是受话语权政策需求的驱动。
综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概念创新的追求，与中国的研究属于后起者和追赶者相关。中国概念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事实描述和既有理论及其解释力的不足。这种对于主流理论及其概念解释力不足的判断，在宏观理念上具有较多的学术认同，但具体分析不足的现象及其逻辑，尚需更多理论研究的支持。
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核心路径
概念创新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工作，在过去二十年的理论研究中，已产生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代表性的成果，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概念创新方面的基本路径，下文将区分出这些概念创新所遵循的核心逻辑，提炼出其宏观与整体上概念逻辑学的特性。
(一)事实抽象Ⅰ：基于普遍事实发展的创新
国际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事实的抽象提炼，通过界定相關事实和现象的核心特质及外延，并予以命名，从而成为认识国际关系现象及其规律的工具。从这个角度而言，全球层面一些普遍事实的发展，为国际关系概念的创新带来了动力。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新现象与事实日渐增多，带来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核心聚焦议题和对象的迅速变化。 一些重要的普遍国际关系事实，比如，冷战结束后，由于美苏对峙与竞争的消失，国际结构的基本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国际结构的变化，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加以命名，这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常火热的研究话题。因此，国际格局、极等概念具有相应的创新性，但相关的理论化工作不是非常系统。近些年，随着特朗普意外竞选获胜、英国脱欧等重大反常的国际关系事件的发生，关于当下逆全球化现象的描述，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后真相”概念的引入是对于当下国际关系新事实认知方式的描述，但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并不多见。此外，冷战后时代由于国际制度、文明规范的发展，大国军事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降低，这种体系层面的重要新现象引发了系列的理论思考，比如，唐世平从进化论的角度，总结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社会演化中规则和制度的特性，杨原提炼了大国无战争时代的权力竞争逻辑。
但总体而言，对于普遍性的全球国际关系新事实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新事实的描述和所带来问题的分析，而非从理论层面进行概念创新，重构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事实抽象Ⅱ：基于独特国际关系事实的创新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理论创新普世性与独特性的争辩，独特性的路径获得较为广泛的支持，即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的总结。这些独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对应着独特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因此，中国对外关系中独特性事实的提炼和分析，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重要来源。
这些独特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事实，并非仅仅是当下中国对外关系的事实，同时也包括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独特事实。获得广泛关注和学术影响的是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等级制与秩序结构的概括，即天下体系与朝贡体系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天下体系、朝贡关系的概念成为这种独特性国际关系最为核心的概念提炼，也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学术影响。甚至有美国学者借此概念，进一步论述当下美国作为霸主的联盟体系也是一种朝贡体系的逻辑。也有对中国和西方战略思维的比较分析，其认为中国战略思维是辩证思维和关系思维，而美国战略思维是逻辑思维和类属思维。除了对于中国古代独特事实的提炼，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证中国当下的外交政策理念，近些年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逻辑和理论价值的论证，属于这种概念创新的体现。这些概念并非学者所提炼，而且侧重于外交政策理念和世界秩序想象，但这些概念并非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概念，因此，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广泛论证，仍属于一种理论概念的创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理念的论证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基础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及其逻辑建构，更多是作为一种政策性的诠释性研究，因此，在概念的进一步学术转化及其理论对话方面略显不足，也限制了其理论价值的贡献。
(三)概念思辨Ⅰ：重新界定主流概念
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概念已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基础。在引介与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后，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已获得了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仍有部分研究试图重新整合与界定西方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当然，这项重新界定的工作具有较大的难度，因为从概念体系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毕竟是属于对西方理论及概念的吸收和运用，而非以原创为主。
在重新界定方面，唐世平的系列研究体现了这种宏观的、基础性努力。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他系统重构了相关核心国际关系概念及其逻辑，其基本的理论路径是找回相关概念的最初提出者，将相关概念提出者对于概念核心内涵的界定进行了整合，精确了主流概念的核心属性，进一步澄清了西方学者对概念的误用、扩大化使用。相关的重要概念包括安全困境、权力、秩序、声誉、信任等。以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核心概念——安全困境的重构为例，他重新回归到20世纪50年代欧美学者对于安全困境的经典讨论，提炼出安全困境的核心内涵，这包括八个维度，最为核心的是国家意图的非恶意，其起源为结构性的，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难以确定相互的意图。这种系统化的内涵重新界定，辨析清楚了安全困境的本质特征，以及安全困境理论讨论中的逻辑关系，比如如何减少安全困境等。
正如上文所作的判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仍为学习、借鉴与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因此，在系统化重构重要且核心的概念方面，虽然已有相关重要的努力和成果，但仍不是中国关于概念创新的主流路径。
(四)概念思辨Ⅱ：基于古代概念的引入创新
上述天下体系、朝贡关系其实也属于将古代概念引入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中。天下体系的引入属于对中国古代独特国际关系事实的一种概念提炼，因为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当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存在诸多的差别。这种古代概念和理论的当代化努力仍不多见，也面临诸多困难。近年来，共生学派的相关研究试图弥补这种古代和当代的割离。上海相关学者对于共生学派的创建，在于引入中国古代的相关核心理念，比如共生的体系概念，以此弥补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冲突逻辑。进而基于中华国际关系学术概念的系统论证，重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其逻辑前提在于试图系统论证中国古代核心国际关系概念。基于古代国际关系、文化概念的引入创新，其具有系列的特征。比如，强调差异性，即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事实和概念均与当今国际关系有着本质差异;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认为主流理论无法解释冷战结束、中国和平发展等事实;突出中国事实的独特性，以及相关独特概念能够敏锐捕捉到独特事实的核心本质，包括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对于中国特有概念——势、礼、仁等的系统性引入。
当然，在引入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路径中也有相应的分歧。一种路径强调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事实的独特本体地位，因此，系统概念的提炼和理论构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与西方主流概念不同的体系。另一种路径则强调理论和概念的普世性，阎学通关于道義现实主义的构建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具体来说，虽然道义现实主义引入了中国古代文化概念——道义，但其对于道义的概念化是指向西方现实主义世界观下的战略信誉，而非中国古代文化视野下的伦理道义。在道义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强调领导国家的道义(战略支持信誉)对于崛起的战略效用。 所以，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概念的引入，独特性路径试图提炼出中国具有一套系统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概念及事实，而普世论者则是结合古代概念，创新西方主流理论体系的逻辑。引入古代概念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事实中，提炼出这些核心概念的经验表现及其因果作用，构建面向当代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
(五)概念思辨Ⅲ：基于因果解释的概念创新
上述诸种中国概念创新依据的国际关系事实，基本上聚焦于解释对象和描述对象。基于概念对应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区分，概念的核心功能在于描述事实，但也能作为自变量发挥因果关系效应。基于此，提炼相关概念所具有的自变量因果作用，结合中国和全球国际关系的经验分析，这成为中国概念创新中强调因果性的重要路径。
在诸多的实证主义研究中，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发掘了大量的新解释因素，但大部分的概念均是主流的西方概念，虽然这些实证研究在理论构建和解释力方面成就斐然，但并不属于本文所论证的概念创新。相关的解释因素概念创新体现在提出与西方主流的自变量概念不同的新概念，进一步操作化为自变量。比如，基于文化心理学的知识，引入中国文化心理特色的相关概念，即剖析面子、礼制、伦人等概念对于国际关系的因果作用。基于此，进一步提炼概括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行为模式、观念结构和秩序理念。比如，秦亚青在知名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中，非常成功地将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关系本位作为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又在中国与东盟等相关案例中实证分析了关系治理的实践逻辑。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性，根据领导国的道义要素，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领导类型，进而以中国崛起等权力转移过程作为道义现实主义的验证案例。王逸舟提出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概念，通过对于近些年中国外交变化的案例总结，提炼中国外交在传统不干涉原则与西方霸权的干预政策之间的新特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吸取中国文化中关于权力者的“仁”“智”特质的文化要求，提出中国外交要走向“仁智”大国的理念。
虽然在实证研究中，已有不少将自变量的创新作为理论建构的起点，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路径仍是使用既有成熟的自变量概念体系。就理论意义而言，基于描述性的概念创新是认知中国国际关系事实的基础，但仍需要进一步向解释性的概念创新努力，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创新才具有更多的理论意义。
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方法论基础
概念创新受需求的驱动，而提炼一个好的新概念需要较好的方法论支持。判断一个新概念是否是一个好的概念也有相应的标准，比如，是否内涵清晰、区分度如何、对于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力、简约性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体现了相应的方法论意识，重要的有比较方法、类比方法和归纳方法。
(一)比较方法
比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比较与分类、范畴化的方法紧密相关，对于复杂的现实世界，人们必须进行类别化，以此区分出不同的类属，而进行类别区分就得进行差别化的比较。在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方法论意识中，居于核心的就是比较方法，尤其是以中西国际关系比较作为基础。在此，比较方法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是事实比较，即比较古代国际关系事实和现代国际关系事实，这在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事实的概念提炼过程中表现地尤其突出，因为古代国际关系的内涵和特征只有在与现代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晰展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基于主权平等的理性原则，而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则是基于等级制的朝贡原则。事实的比较也包括中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事实比较，部分包括前述的古代与现代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的事实比较则更为广泛，包括当下中国对外关系与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差异，正是基于这种差异，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才具有理论吸收的空间。
其二是理论比较，即在二元价值的设定下，只要辨析清楚一端的基本内涵，则可以进一步提炼出与此相对的另一端的内涵。这与上述的比较事实紧密相关，比较中西方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二元价值的预设。这包括诸多的相关二元价值，比如，中国与西方、理性与关系、国际与世界、国家与个国、权力制衡与关系制衡、關系思维与类属思维等。这些二元价值成为前述理论比较后概念提炼的基本参照系，也成为中国概念产生的基本框架。
比较方法是中国概念提炼的基本方法，但此方法仍需要注意可能的方法论问题。第一，比较差异性的认知。比较方法的二元价值预设为中国概念提炼提供了一种标准维度。但是，诸多的中西国际关系事实、行为模式等并没有太多差异，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差异程度在社会学中有广泛的争辩，即到底是程度的差异还是本质的差异，当前的共识更多是倾向于程度差异。然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中国独特性的事实和行为规律的提炼，大多强调二元对立的本质差异。第二，比较的对立陷阱。基于二元价值的比较，很容易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之中。就中国的国际秩序态度而言，西方学者普遍掉入中国要么是现状国、要么是挑战国的陷阱，而蒲晓宇正是打破了这种二分比较的陷阱，提出中国的抗争秩序行为逻辑。单边默契概念的提炼也是试图超越西方关于中国战略思维的进攻与防御二分的努力。
(二)类比方法
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并非是一种原生理论，因为国际关系和外交更多是人际和社会层面的关系和行为的投射或延伸。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国际关系概念创新普遍接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类比思维，即将人际和社会层面关于关系和行为研究较为成熟的概念和理论，借鉴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从而创新相关的概念。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的主流中国理论，比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借鉴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本位假定，道义现实主义引入社会文化中的道义概念，尚会鹏对于人类学中中国人际和行为核心概念——“伦人”的类比。在描述中国外交行为动机中，中国文化心理中的相关核心概念，比如面子、自尊、关系等，均得到大量的引入，从而产生了面子外交、关系平衡理论等。 在类比方法中，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类比，将国内政治中的行为逻辑引入国际政治，比如共生、道义等;有人际与国际关系的类比，从中国文化心理中大量借鉴相关概念的研究，其都是建立在人际与国际关系的类比基础之上;还有公司市场与国家国际的类比，即从经济学中借鉴相关的理论成果。总之，类比方法建立在可比较的假定基础之上，而后将国内政治、人际和社会层面相对较为成熟的关于人类行为、关系互动的理论概念，引入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中，重构相关的解释对象和解释变量。
在类比方法的具体操作中，仍需要注意一些方法论的可能弊端或问题，避免类比和借鉴的不合适性。第一，注意到差异性。毕竟人际与国际、国内与国际是存在重要差异的，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性质和权威的差异，即国际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因此，对于类比的差异需要反复斟酌，思考如何才能论证所引介的概念在两种情境中是可比较的、没有本质差异的。第二，当下经验的重要性。国际关系研究毕竟与当下实践紧密结合，而相关类比是对于古代、他者情境中关系性质和行为模式特性的概括，如何结合当下情境仍是非常重要的有待论证和解决的问题。第三，类比与借鉴的情境特性。原初情境中的概念，其核心内涵与所指引介到国际关系情境中，一般而言，这都需要做相应的情境转换，比如政治性、权力性质等的考虑，所以，类比与借鉴只是概念创新的第一步，后续仍有复杂的重构和操作性的工作需要完成。
(三)归纳方法
无论是比较还是类比，其都是将相关事实进行辨析，最后都需要从特定的经验事实中归纳和抽象出特定事实、模式和机制等核心内涵及其经验范围。这是从概念提炼到概念化的工作，这种概念界定属于逻辑学的界定和命名工作。安全困境、关系本位等概念有较为充分的界定，在中华经典概念的界定中，类型学也较为丰富。但相关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并未较为系统地精确界定新概念，特别是运用内涵外延关系或家族相似性的逻辑学方法。基于提炼一个好的概念的考虑，在概念的界定中，即从事实观察到完成概念命名的过程来看，需要考虑以下方法论的要点。
第一，核心内涵的抽象。从本质主义的路径出发，特定现象群背后都存在相应最为核心的本质特征，这构成区别于其他相关和相近事物的核心特质。由此，如何提炼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所着重强调的新事实的本质特性是核心要务。第二，国际政治内涵的提炼。基于前述分析，中国概念很多是来源于中国文化心理中的核心概念，从社会到政治、从人际到国际的重要转变，最为核心的是政治特性、政治场景等基本特质的概括，否则就是将社会心理层面的特质作为外交与国际政治的核心特质。第三，核心内涵与属性的当下呈现。基于文化心理特质是在社会互动和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事实变化却是巨大的。从近现代以来以天朝自居的朝贡体系的崩溃，到逐步学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员，中国外交以及所面对的国际关系日新月异。基于此，以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概念来描述和解释动态复杂的中国国际关系现实，尤其要注意到古代概念与当下现实的契合性，以及在当下经验和事实中如何辨析出经典的中国概念及其因果性效应。
综上，抽象、概括以及比较的方法是概念成型与学术化的核心步骤，除了基本的逻辑学之外，还需要更多地考虑政治特性、核心特质以及结合当下经验的问题。
结 语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理论创新和理论话语权的强烈需求，催生了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系列成果。这些概念创新是建立在特定的概念创新路径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基于宏观性的概念方法论视角，本文试图系统分析和反思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需求、路径和方法论，以此更好地理解概念创新的逻辑，为创造更好的概念和中国理论奠定基础。总体而言，经由上文的系统分析总结，本文得出以下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结论，这些结论也是对于相关方法论的反思。
第一，概念创新要遵循基本的逻辑，而非目的论导向。基于对动机和需求的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概念创新和理论构建的巨大热情，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目的论偏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地以事实和逻辑作为需不需要新概念以及如何创新新概念的标准，而不是基于理念或政治需求先行，如此会导致相关概念创新的方法中可能存在逻辑上的跳跃，比如，比较的不合适、借鉴的生硬以及现实需要的建构性等。
第二，概念创新的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理论功能。正如前述分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概念，其基本功能在于描述国际关系事实，更好地分析国际关系的规律和预测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好的概念有其自身的相关考察标准。综合这些认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基于更为精确地描述相关事实，捕捉到既有概念不能指涉的核心本质属性，解释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实。在此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虚假的已有概念和理论的描述和解释力不足的预设，换言之，要说明既有概念和理论的不足，必须有具体、实际和针对性的实质论证。此外，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的概念，并不是树立和建立一种新的体系，而是更好地进行知识对话，弥补既有概念和理论的不足，目标在于自身的学术功能，而非政治价值。
第三，考虑普适性的可能和胸怀。犹如上文所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概念创新的重要预设就是中国国际关系事实、行为模式、观念体系和秩序理念的独特性，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也应具有相應的独特性。普世论者认为，中国经验和事实并不是独特的，也不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基础，所以，并不需要新的(来自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独特性的强调具有一定的事实支撑，同时也是前述比较和借鉴方法的前提，但过于追求独特性会导致对于差异性的误判，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是政治而不是文化的经验事实，进而局限中国概念及其理论的通约性。追求普世性与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建设的基本目标是相符的，概念和理论相通性的假定有助于实现合作、和平与共存，而过于强调差异性是冲突与竞争的来源。
【篇五】谈一谈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5年前，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站在历史高度，把握时代脉搏，面向人类未来，深刻阐释中国对国际秩序以及攸关人类前途命运问题的政策主张，提出一系列务实合作倡议和举措。
重温习近平主席重要政策主张，人们进一步感受到中国方案引领时代的思想力量，也从更深层次理解与认同当前中国与各国共同抗疫、推进国际合作的责任担当。
中国理念，为国际关系发展开辟新愿景
2015年的金秋九月，全球瞩目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形成“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
75年前，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确立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掀开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篇章。然而，从当今世界现实看，国际关系中各种强权政治、单边主义行径依然频繁发生，地区冲突、恐怖袭击等乱象此起彼伏。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更好贯彻和落实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中国对这一时代命题做出的系统回答。习近平主席就如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的全面阐述，彰显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和崇高使命，展现“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包容万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阿根廷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豪尔赫·卡斯特罗认为，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只是中国对于当前世界关系格局的一种立场或看法，更是这个大国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智慧总结”。
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这一理念高度契合当前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现实。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亚洲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沃尔洪斯基认为，中方倡议主张指明了国与国交往的发展方向。“各国都要重视交往中的平等原则，在合作中寻求共同利益，在沟通中增进理解互信，在对话中提升双边关系。”
5年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次次被写进联合国文件，在全球引发共鸣。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看来，“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中国行动，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2017年，马达加斯加新版纸币印上水稻图案。该国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部长吕西安·拉那利维鲁表示：“这是马达加斯加人民向中国表达的特殊感谢，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珍贵友谊的见证。”得益于同中国的农业合作，马达加斯加计划在2024年实现粮食自给。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5年来，中国积极行动，以实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同各国的合作共赢关系不断推进，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了新气象——
截至2019年9月，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110对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带头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缅甸、中东、叙利亚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参与30余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4万余人次维和人员，目前派出人员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位居首位；
中国积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内落实工作，不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向深入，同138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展开2000多个项目，进博会、服贸会等开放发展重大举措为全球合作打造了新平台；
中国坚定促进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共建“一带一路”大力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合作，中法文明对话会、文明古国论坛等众多活动为推进全球文明交流凝聚更多共识；
中国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前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作出重要贡献。
执大象，天下往。中国的真诚行动，收获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肯定。阿富汗总统加尼指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是21世纪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丹妮拉·施瓦策表示。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赞同中国着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认为“各国应该通过建设性对话，消除分歧与矛盾，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担当，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动力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在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梶田幸雄看来，中国的这一重大承诺，有利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领导作用，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不断加强与各国的抗疫合作——
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并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建立运输和清关绿色通道；
中国同其他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疫情防控交流活动70多次，为超过180个国家举办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并向所有国家开放；
中国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
从3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总计出口口罩1515亿只、防护服14亿件、护目镜2.3亿个、呼吸机20.9万台、检测试剂盒4.7亿人份、红外测温仪8014万件……
中国在短期内控制住疫情，经济率先企稳，并积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信心。“中国境内企业不仅迅速复工复产，还帮助境外供应商恢复产能，带动国际供应链恢复。”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指出。
法国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莉迪娅·萨马巴克斯指出：“中国向遭受疫情打击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为促进国际交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开了一个窗口。”
沧海横流显本色，乱云飞渡仍从容。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将坚定与世界各国一道，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重要契机，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新的出发点，重温联合国的初心使命，凝聚世界各国的共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篇六】谈一谈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比较热点且常态化的话题就是如何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安全问题，安全困境问题是国际安全问题难以回避的重点问题，研究国际安全背景下安全困境产生及演变显然对于国际整体安全的建构是一种必然的路径。从常规以及核武威慑视野下来剖析国际安全困境问题，并通过历史维度下的安全困境形势来承古鉴今，维持国际均势背景下的整体性安全是当前国际安全的首要任务，基于复杂国际形势研究安全困境可有效降低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确保国际军控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提升常规安全和核威慑条件下的国际安全。
关键词：安全困境;国际安全;国际军控;常规安全;核武器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45-03
当前国际形势虽然趋向于整体和平的态势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国际的整体性安全，安全困境依然是制约全球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下，安全困境理论的研究对于国际平稳高效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鉴于当前国际局势来看安全困境理论的研究，仍然是当前乃至将来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焦点，对于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只有保障国际整体环境的稳定，国际经济以及其他的国际领域的发展才能够实现，对于塑造新时期的均势格局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正是基于此形势而展开研究国际安全困境，旨在通过对国际安全困境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来思考国际关系的发展。
一、安全困境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演变
安全困境是基于两国之间或者多国之间的军事实力的不对等，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导致每个国家都想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来提高本国的安全感，而当一国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来提高本国的安全时，另外的国家就会感觉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被感觉到受到了安全威胁的国家也会针锋相对地发展本国军事实力(军备)，而这种安全策略在发展自身军事实力的国家看来又是一种新的威胁，因此也会继续发展军事实力，从而陷入一种循环往复的安全恐惧之中。
1.安全困境产生的历史渊源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的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间的安全恐惧，也称为“霍布斯恐惧”，即在世界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生存得不到基本保障，而对于他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只能依据他国的军事实力而无法依据其对外宣示，因此就形成了这种相互不信任感。在缺乏共同战略利益的条件下，双方缺乏互信是正常情况。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假设对方是有敌意的，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
一般来说，存在安全利益冲突的大国，其军事实力越接近，双方间的安全困境就会越严重，相互采取对抗性政策的可能就越大。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之间保持高度的战略互信，那么就不会发生安全困境，由于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只要涉及国家利益，就不可能实现战略的高度一致，国家利益是驱使国家外交乃至国防的敏感性的动态的变化。
2.安全困境产生的条件
安全困境的发生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互动双方的目标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2)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意图;(3)双方都采取了增强自身安全实力的行为。这三个条件中任意一个不具备就不会存在安全困境。双方只有增强实力和保持现状两种策略选择，这两种战略模式符合纳什均衡理论，也就是博弈收益的选择问题，双方都想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双方都取得最大的收益，因为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有一方获得最大收益就意味着另外一方必须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彼此为了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都会希望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消除由于对方增强了整体军事实力所带来的安全恐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划分的两大对抗的阵营是安全困境的白热化的表现，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虽然说表面上一战是两大阵营的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而爆发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是究其本质却是安全困境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两大阵营的国家为了寻求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实力的竞争。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以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了新一轮的冷战，其实质就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在两大集团对抗的过程中产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两大集团针锋相对地进行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器方面的竞争，形成了新的两极格局，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同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
冷战的出现是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两大阵营在竞相发展各种军备竞赛以及其他方面的竞赛以确保本阵营的国家安全得以保证，而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略互信程度太低，一个阵营发展自身的实力提高了本阵营的军事实力，另外一个阵营就会针锋相对地发展促进本阵营军事实力的战略策略，而发展了军备的阵营又会觉得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来自另外一阵营的威胁，又大力发展军备，如此循环往复，安全困境的危险系数就会越来越高，相互采取战略威慑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常规的安全困境
传统的常规的安全困境所涉及的范畴是基于发展传统军事装备的形式，是相对于非常态化的军事发展模式，往往像这种军事实力的提升而导致的安全困境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同时这种传统的常规的安全困境很难继续升级，影响范围比较小，影响程度主要集中在局部地区。
1.基于局部的安全困境
局部的安全是相对于整体上的地区程度而言的，它所波及的地区范围有限，影響程度也不是很大。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事实上就是局部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在当时来说参加的人数之多，地域也波及整个古希腊地区，算得上是当时的“世界大战”，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它只能说是局部的，因此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只能是局部的安全困境。另外一方面，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看，由于当时的整体军事发展的工艺水平并不高，基本都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局部的安全困境体现了一种界定威胁程度的大小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大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体现了常规化的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影响，在这种体系之下衍生出的国际安全困境的各种协调的国际秩序对于消除当时的安全困境是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的，在当时来说这种体系只能说是一种安全威慑。虽然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战争规模波及古希腊地区，但是作为一种战略威慑的成分表现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军备竞赛，两大阵营的意图很明显，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少，因此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都属于局部的安全困境。
到了十九世纪，均势体系的形成使得安全困境相对来说变得趋于稳定，各国之间的威胁变得均衡，谁也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对方，开辟了协商对话的机制，极大地降低了彼此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以优先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作为稳定彼此局势的出发点。在均势体系理论的作用下，欧洲各国的整体实力都维持在一个均衡的水平下，这就意味着在这种均势模式下，谁也没有具备威胁他国的实力，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制衡。在现实主义学派的思维方式下来考虑均势体系是一种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体的一种安全困境学说，是稳定程度比较高的状态，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一稳定的国际体系能够使国际关系体系暂时摆脱国际安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被强化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
2.基于整体性的安全困境
整体性的安全困境是属于全球范围的一种安全对抗的形式，是相对于局部安全困境而言的，从程度上来说，整体性的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影响要比局部的安全困境大得多，对抗性的行动也要更加明显，在无政府状态下整体性的安全困境会表现出一种无序性。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就是整體性的安全困境的表现形式，两大阵营的军事实力的竞赛都是在公开化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且都是首先通过发展彼此阵营的军备开始的。安全困境的发生首先导致的是彼此间的军事实力的竞争，是国家之间国防力量的较量，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领域所采取的策略会对对方的安全保障形成一种威慑的作用，从而加剧两大阵营或者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的风险系数升高，其中由于两国或者两大阵营之间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很高，因此导致安全困境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纵观一战和二战，安全困境都呈现一种上升的态势，两者的相似度也是比较高的，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困境一旦升级就会引发战争，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战争是自然的且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的。当代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就会按照霍布斯的界定被比作“自然状态”。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只要人们生活在缺少公共权力使大家均有所畏惧的状态中，他们便处于战争的条件下。两次世界大战从军备竞赛的白热化到战争的爆发，所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侧面说明了安全困境从发生到战争的爆发所经历的时间是比较短促的。在众多的国际关系流派中，现实主义所秉承的安全困境理论一直备受争议，各种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安全困境的现实存在性是毋庸置疑的。
到了冷战期间，虽然呈现剑拔弩张的态势，但是总体上仍然保持在可控的范畴维度，彼此双方的核武整体实力水平大体相当，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只能采取核武威慑战略而不敢真正意义上的使用核武。同时正是在核武威慑的背景下才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得以幸免，这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冷战期间的安全困境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军事实力的激烈对抗所致，但是维持这样一种格局的存在而没有爆发战争正是核武威慑使然。
三、核武威慑下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从古代延续至今的影响模式的转变，标志着安全困境从单一的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影响模式，安全困境所发生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世界局势的云谲波诡以及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安全困境的进一步升级。
1.冷战背景下核武安全困境
在冷战的背景下，由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的迥异而使得安全困境这一情形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自从核武问世以来安全困境总体上变得白热化，不可控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多。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标志着核时代的开端，也意味着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力量。“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指出，拥有核武器可以迅速扩大一个国家的实力：核时代意味着，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的变化，可以史无前例地改变均衡格局。一国拥有核武器之举，会比以往占领任何领土更深刻地改变势力均衡。”
由于拥核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的进一步升级，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提出了国际军控的模型，试图通过国际军控这一手段来消除核武所导致的安全困境难题，从而降低拥核阵营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程度。核武的出现使得安全困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加强，但是同时由于在核时代的背景下博弈的双方必须得考虑使用核武进行战略威慑的代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核武威慑的安全困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于彼此疯狂进行军备竞赛而导致白热化的安全困境。
2.新时期的安全困境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冷战的正式结束，但是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存在所谓的核武威胁以及新时期的安全困境。众所周知，安全困境始终如梦魇一样伴随着世界的发展，只要世界仍然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就永远不可能消失。同时只要涉及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差距，就会永远存在一种安全恐惧，这种安全恐惧是来自对对方发展战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战略互信，那么安全困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17年2月开始的萨德事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演化升级，美国导演的萨德事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全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新时期的安全困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演化而成的，新时期具有新的内涵。在世界各国提倡的核不扩散机制本身主要是核大国为了维护核武器垄断利益并维护国际安全这两重目的而倡议并创设的，所谓的国际反核扩散基本价值观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 萨德事件是新时代下安全困境的一种新型模式，因为这是局部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影响亚太地区整体安全进程的一颗定时炸弹。韩国政府部署萨德导弹无疑是对亚太局势的一种挑衅，中俄两国在对待萨德导弹的事件中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且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以应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毋庸置疑，此次事件是对国际整体安全的一种挑战，加剧了局部地区的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是激发一系列局部冲突的导火索。
四、安全困境下的启示
1.安全困境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战略性对话
安全困境的发生必然会加剧彼此之间的紧张局势，而在紧张的局势的条件下，各国就会寻求一条通过安全对话的交流机制，从根本上降低安全困境所导致的紧张局势，通过彼此间的安全对话消除由于不确定性因素作用而加深的安全困境，从根本上提高彼此间的战略互信，为树立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共同努力，避免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对抗。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只能够降低而不能完全地消除，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通过加强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对话机制，才能弥补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力量的彼此制约，双方力量大致均衡，处于互为威胁状态，是控制整体局势稳定的重要前提，而且通过进一步的国际军控谈判能够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有利于促进整体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2.安全困境从总体上促进世界军事工业的进步
作为首要的安全困境前沿的军事工業体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世界军事工业的发展，提高国际社会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从根本上促进世界和平的基本目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的丰富内涵，提高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水平，扩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
世界军事工业体系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促进作用，只有把握住整个发展的度的问题才能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安全，积极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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