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是人脑对大脑内部和外部表征的意识。生理学上，意识脑区是指意识脑区前额叶周围，可以从其他脑区获取信息。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的文章5篇 ,欢迎品鉴！
【篇一】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意识形态阵地风险隐患自查报告根据县委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在全县开展意识形态阵地风险隐患自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金铺镇党委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组织人员对我镇当前意识形态阵地风险隐患进行详细排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排查情况
接上级通知后，金铺镇第一时间对排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组成专项排查分队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参与本次排查。一是对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微信等进行再清查，查看镇政府官方对外微信以及微博公众号是否已注销完毕；二是对全镇15所中小学校进行排查，查看是否存在思想动态引导不正；三是对单位报送的各类信息简报、工作简报等进行了审核，查看是否有不当之处；四是对全镇所有标语、横幅、版面、公益广告、墙体宣传、电子屏内容进行审核，确保内容没有出现错误的言论及导向；五是对各村文化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党员活动中心、农家书屋，书店等场所排查，查看是否存在有错误导向的书籍；六是对各村宗教(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进行再排查，排查是否出现家庭聚会点反弹现象。
经过自查，金铺镇辖区意识宣传工作全面覆盖，无管理盲区，各项宣传文化内容积极向上，对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全面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全体干部职工、学校师生政治信仰坚定，思想状态积极向上，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没有出现与党背心离德、发布不良言论等问题。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镇党委高度重视，召开专项会议，集中学习文件精神，对排查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组成专项排查分队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排查。
(二)成立组织，明确责任。成立由党委书记廖向东为组长，镇长贺军为副组长，其余班子成员为成员的意识形态阵地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领导小组，落实领导班子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责任、分管领导的直接责任、党委其他成员的领导责任等“四个责任”，明确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狠抓责任落实，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三)结合实际，加强宣传。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尤为重要，金铺镇多次对宣传工作人员展开培训，提升宣传工作本领，做好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积极鼓励全镇干部参与到新闻宣传队伍中，进一步提升我镇对外宣传力度，切实要求宣传工作深入群众，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寓于解决实际问题之中，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深入基层，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三、存在问题
在落实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方面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思想认识不明确，对意识形态建设认识存在模糊区域。二是精神文明建设有待加强。三是工作创新不到位。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还仅满足于传统的宣传方式，没有主动与主流媒体进行对接。
四、下步打算
落实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项工作，进步把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建设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一是强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用十九大报告精神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干部职工干部头脑，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群众，让意识形态工作落地生根，为下一步工作打下坚定的理论基础。
二是补齐阵地短板。坚守传统阵地的同时，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力推意识形态阵地创建更加扎实到位。将传统宣传阵地创新管理，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文艺团体、民间艺人、文化志愿者队伍的管理和服务，牢牢掌握基层意识形态主动权。大力加强网评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微信等媒体宣传阵地监管和学习文化馆、文化站等文化阵地建设。
三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力度。在农村群众中积极培育科学生活观念，反对封建迷信，革除请客送礼、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不断增强讲科学、讲卫生、讲文明的行为意识。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宣传栏、公益广告等多种宣传载体，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四是强化督导严肃问责。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严格奖惩兑现，表彰敢抓敢管的干部，经常性开展风险排查工作，加强督查考核，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镇纪委严格追责问责。
【篇二】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我们也应清醒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从国际来看，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政治渗透有增无减，少数别有用心者不断离间我们的党心、民心；从国内来看，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革的力度、深度、难度前所未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价值呈现多元化倾向，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一些社会事件上升意识形态的风险不断增加；从互联网来看，特别是全媒体不断发展，使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积极进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必须绷紧政治这根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科学研判、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既不能随意夸大也不能缩小，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要积极应对、精准防控，力争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切实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酿成大祸。
保持政治定力，在守正创新中展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引领力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在根本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党的政治信仰、政治主张、政治立场不动摇，着眼实现“两个巩固”不动摇，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亮底色，永不变质。
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立根本、强主流、善引领上下功夫，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凝心聚力，并把这一指导思想贯穿意识形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提升新闻传播能力，把握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全媒体发展趋势，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主流舆论。大力推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使网络空间更清朗。加强青年一代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树立底线思维，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判断力，提高预判力和把控力，做大做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安全保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
增强政治担当，坚决扛起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历史重任
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把关责任，在使命担当上做到落地落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强起来、实起来。
切实担起防范意识形态风险之责。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完善责任体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针，判断意识形态领域是非曲直，把握好时度效，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坚决抵制和批驳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错误言论和错误思潮。建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梳理排查风险点，坚决防止一般性问题演变为政治性问题、非意识形态问题演变为意识形态问题。
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提升意识形态领导能力、鉴别能力、风险处置能力、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能力以及同媒体打交道能力等，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强化辨识各种社会思潮利害的认知和判断力，做到主动防控、科学防控、依法防控，坚持立破并举、化育并重，让意识形态工作激浊扬清、正本清源。
坚决守住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强化阵地意识，突出聚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和互联网等领域，加强各类阵地管理，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守好高校思想阵地，坚决抵御和防范各种敌对势力向校园渗透，加强学校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建设，用主流思想文化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守好社科理论阵地，加强报告会、研讨会和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等管理，强化政治纪律、政治底线，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守好网络传播阵地，建设全媒体，用好大数据平台研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因素，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水平，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篇三】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当前，我们正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面临各种风险和重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
本人意识形态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意识形态鉴别力不强，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二是意识形态学习力不强，没有系统地学习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理论，不了解当前思想领域的突出问题。三是意识形态思考力不强，不善于从政治角度去观察和认识问题。四是意识形态创新力不强，不善于打破思维，开展理论创新、内容创新和应用创新，日常工作中习惯于用老思维、老方法解决新问题。五是意识形态表达力不强。
针对上述问题，我将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提升意识形态鉴别力。一是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所以要讲政治，要善于讲政治，要勇于讲政治。党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党员身份是第一身份，政治是第一位的。二是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又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运用到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一条基本的原则。三是心里装着几把尺子第一把要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把尺子，这把尺子是党员干部的看家本领，没有这把尺子就心中无数，心里就没底;第二要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把尺子，有了这把尺子，党就不会变色;第三要装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尺子，有了这把尺子，红色江山就不会变质;第四还要装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这把尺子，有了这把尺子，就不会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出来。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首先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其次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升意识形态思考力。一是要善于观察问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二是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三是要善于进行分析，要从理论上、事实上进行分析，同时还要观察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四、提升意识形态创新力。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创新力，主要是党员干部要保持思想上的敏锐性和开放性，避免陷入思想的僵化和某种思维定势。关键是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二是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三是善于进行应用创新。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维护好意识形态健康和谐的发展。
五、增强意识形态说服力。意识形态要有话语权、有吸引力需要从理想信念、价值关怀等方面打动人，真正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必须紧扣时代，直面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因为，根据实践和时代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这个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说服人，这样的理论才是有话语权的。
总之，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作用，全力以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篇四】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一是及时传达部署，全面开展排查。第一时间召开全市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排查评估和防范化解工作部署会，专题部署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排查和防范化解工作。各县区、各单位根据排查重点，结合意识形态工作要点和百分制考核细则，全面进行排查。意识形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工作职责进行重点排查，细化风险点清单，制定应对举措。
二是科学制定清单，务求排查实效。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巡视巡察反馈意见，结合2018年度意识形态年终检查和日常分析研判，围绕意识形态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意识形态制度机制、网络意识形态管控、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等四个方面问题形成排查清单。涉及单位细化清单内容，根据实际工作进行逐一排查，真正做到各担其责，合力推进，确保取得排查实效。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排查。按照突出重点、强化跟踪、全面从严的排查要求，开展系统化联动式排查，构建市、县(区)、乡镇、村居四级联动排查网络体系;开展机关、学校等重点领域的分类化排查，形成工作全面覆盖、不留死角。针对存在问题，坚持动态管理，明确专人负责跟踪督办。
【篇五】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内容提要：在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成为必然，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存在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为此，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建制理念，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要方式，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培养公民意识，廓清政府责任边界，克服原有制度路径依赖，推进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变迁。
关键词：制度变迁；农村养老保险；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84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140-04
1.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在正统的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外生的变量，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为了分析不同的经济现象，制度经济学家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建立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纳斯•诺思，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的作用，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包括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①。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的过程。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假定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②。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③。只要这种外部利润存在，就表明社会资源没有配置到最佳状态。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是由一定的政府或组织生产出来的，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理性程度的不断提高，会对于制度的产生提出需求，这就是制度的需求。制度这种资源或者公共品是稀缺的，当制度的供给与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有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的需求时，就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就要实行制度变迁，这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2.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方式分析
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劳动者解除后顾之忧的一种社会保险，它的目的是增强劳动者抵御老年风险的能力，同时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手段则是在劳动者退出劳动岗位后为其提供相应的收入保障④。
2.1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
从制度需求方面看，首先，社会转型的需要，我国目前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使农业作为传统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低，原先农民赖以养老的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价值逐年降低，土地保障功能急剧弱化；其次，经济转轨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使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一样要面临市场考验，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农业经济要承受国际与国内市场竞争的双重风险，农业的弱势地位更加凸显，家庭养老功能再次弱化；最后，传统上农民依靠自身或者家庭养老，在自身经济地位下降的趋势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又使家庭养老资源减少，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成为大势所趋。
从制度供给方面看，尽管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正在趋于完善，但是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供给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非均衡，因此，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已相当迫切。在制度的交替、转换过程中，采取何种变迁方式，对于实现制度变迁至关重要。林毅夫将制度变迁的类型分为两种，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2.2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⑤诱致性制度变迁要发生，首先必须具备制度创新的主体，并且该主体具有制度创新的能力与资格。其次，当制度创新主体能够明确预期制度的变迁有利于他们实现旧制度框架内所不能实现的利益，即他们能够预见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才会有制度变迁的意愿。第三，制度创新主体就制度变迁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能够采取集体行动，即克服了制度变迁中所固有的外部性与“搭便车”问题。第四，强大的路径依赖问题被克服。第五，虽然诱致性制度变迁要通过创新主体的自发行为来实行，但是，其变迁通常也需要政府的行为来促进。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还需要得到政府的默许乃至于一心一意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不能单纯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第一，制度创新主体农民的观念还没有从臣民意识、农民意识实现转变，与农业社会相对应的是家庭养老，而工业社会则需要实现社会养老。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与滞后性，农民“公民意识”、“社会养老”观念的形成尚需时日。即差序格局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发生⑥。第二，农民缺乏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利益的理性预期，对于个人收入延期消费的涵义缺乏必要的理解。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不足，农民对于即将实现的养老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利益缺乏理性的判断，因此，对于参与制度变迁缺乏应有的热情与强烈的动机。第三，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具有制度创新的能力与资格，由于农民的生活经验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所以对制度变迁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的认知不同，（为什么要实现制度变迁？如何实现？结果怎样？）即使部分精英分子对于养老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有理性的预期，由于谈判成本过高，更难以克服变迁中的“搭便车”行为，绝大多数人依然很难达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第四，利益集团利益冲突的存在。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变迁⑦。因此，对于农民养老制度的变迁是否会导致其他阶层的反对，也属未知。第五，官僚机构的存在，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官僚机构本身受惠⑧。第六，政府官员的政绩偏好及任期内的短期行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投入大，周期长，而且社会受益不会在很短的时期内显现，因此，政府官员缺乏制度创新的激励。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不能单纯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加之我国传统上较高的中央集权程度以及政府较强的公信力使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更为适宜。
2.3现实成本与潜在利润分析：制度变迁必须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的原则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养老保险改革过程必然包含几种成本，新制度的产生必然要受到制度供给约束条件的限制，这些约束条件就构成了新制度产生的边际转换成本，即：新制度设计安排费用、旧制度消除费用、制度变革及其变迁损失费用、新制度运行成本、随机成本等等。直接成本则是加大了农村社会保障在中央、地方财政中的比例。
当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需求不能被制度安排合理地予以保护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对所服从的制度安排产生不满，当这种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寻求非制度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利益，久而久之，这些非制度化的行为就会增加统治阶级因此而发生的统治成本。当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阶层的利益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就使社会发生动荡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天然地具有减少社会震荡、从而减少统治成本的功能与作用。具体地说，农村社会养老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缓解城乡关系的张力，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启动农村市场，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更好地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培养公民意识，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潜在利益。尽管制度变迁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制度变迁的真正实现依然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
3.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3.1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以国家对公民养老责任的多少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是国家机关公务员阶层，他们是占有养老保障资源最多的既得利益阶层，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为100％，其养老问题由政府全额“买单”而个人无须缴费；近年来，由于这一阶层与其他阶层养老待遇的差距越来越大，拉平差距的呼声日盛，但积重难返，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措施千呼万唤出不来，政府依然全额出资养老。第二阶梯是以国企为主体的职工阶层，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颁布实施以来，国家为职工买单而职工无须缴费的历史宣告结束，职工开始为自己养老部分“买单”；政府承担全部责任的“坚冰”首先从国企被打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筹方式的确立，使个人责任予以明确化。第三阶梯是农民阶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原则。根据方案，国家对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没有直接的资金责任，除了个人以外，集体经济是农村养老保障中基本的出资对象，集体补助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集体积累，二是乡镇企业利润。首先从集体积累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将农民分割为独立经营的个体，使农村的集体名存实亡，所以很多时候集体补助难以到位；其次，从乡镇企业来看，除了南方发达地区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乡镇企业经济是否盈利以及经济规模是否足以支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都是属于不确定的因素。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已经使政府资金捉襟见肘，改革的艰巨性使政府对于农民的养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农民的养老问题就被制度性地一再搁置。在农村社会养老问题上，个人责任被高度强化而淡化了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使社会保险名不符实，农村养老保险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
3.2意识形态对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除了受到正式规则影响外，还受非正式规则的约束。非正式规则通常指的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道德规范以及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当非正式规则与正式制度相兼容的时候，才能尽可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促使制度变迁发生。农村低效的养老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政绩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利益集团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因为意识形态是能够产生极大外部性的人力资本。对现行制度合乎义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⑨。
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念，阻碍着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首先是部分学者以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农民没有养老的承诺为理由，进而认为目前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其次，认为社会保障领域内依然以效率优先为价值理念，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价值比重发生倾斜，进而认为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第三，认为农民人口众多，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镇社会保障已经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如果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会拖垮国家的财政。第四，就农民自身而言，由于其有限理性，对于社会保障的本质缺乏认知与认同，依然延续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进而对于参与养老保险的制度创新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强烈的动机。第五，由于农民是历来受到政府社会保障庇护最少的阶层，由于路径依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也形成了强烈的思维定式，认为农民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是由于以上观念意识的存在，与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需要的极不兼容，导致了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方面缺乏意识形态激励，进而延缓了这一制度变迁的进程。
4.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思考
4.1确立社会公平的建制理念，加快社会保障理念和社会意识的变迁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特殊作用。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既有约束作用，又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既得利益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试图维护现有制度，进而对制度变迁持反对态度。对此，政府要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倡导社会公平与正义等观念，因为只有在正确的建制理念引导下，一项制度才不至于偏离社会公正，不至于迷失人类的终极价值关怀。提高各利益集团对新制度的理解力与支持力。而农民阶层，由于是新制度变迁的较大受益者，将是新生的改革力量，政府应该注重培养这种新生的改革力量，培养公民意识，消除原有制度意识的路径依赖。一旦政府制度变迁的意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就可以大大降低该制度推广的成本。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政府公务员阶层由于是既得利益阶层，在原有制度设计中由于得到过于优厚的保障待遇因而认为天经地义，而农民阶层由于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没有得到制度庇护进而也被认为理所当然。这种观念意识的巨大差距成为原有制度框架难以打破的强大的理念束缚。因此，其一，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他们需要确立的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农民意识”、“市民意识”。养老保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决非城镇居民所独享的专利。其二，公民，就基本养老保险中权利义务角度而言，不仅仅意味着享受一定的权利，同时意味着承担相应的义务，只有在履行了一定的义务的时候，才能更好地享受权利。权利与义务向来是对等的，既没有只有权利的义务，同样也没有只有义务的权利。其三，当原有制度安排使权利与义务发生倾斜时，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实现制度变迁，对原有制度框架进行调整。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农民同样地甚至于过多地为国家建设承担了义务而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因此有必要进行“反哺”。经济学家们认为，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必须更新观念，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不能仅仅被当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措施，而是一项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类文明的基本社会制度，制度变迁的价值纬度是社会公平与正义。
4.2合理界定政府责任，坚持政府主导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不仅存在着在农村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实现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渡的制度变迁，而且意味着完善城镇原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纠正政府在城镇养老保险方面的责任越位与缺位。首先，由于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资格缺位，应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所以，政府必须承担以下责任，一是新制度设计责任；二是立法与行政监管责任；三是承担制度转轨责任，承担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隐性债务”。四是承担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个人、单位、政府的三方责任，政府必须履行到位。其次，明确个人责任，除政府和企业外，个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养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个人缴费责任的明确化，增强公民的自我保障意识与个人责任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农村养老保险，都要廓清政府、单位以及个人的责任边界，既不能重蹈国家责任过于慷慨而不堪重负的覆辙，也不能使大部分社会成员被排斥于制度之外而使社会显失公平，同时也要强调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责任意识。
4.3克服原有的路径依赖，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农村养老保险之所以长期以来处于低效率的锁定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会将新制度牵引到旧的道路上来，甚至于使旧制度成为新制度的变种。而路径依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一直缺乏一个维护自身权利、整合社会利益的组织，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可以起到引领与主导的作用，将加速制度变迁的进程。作为人数最多的阶层，却又是最为分散的阶层，农民缺乏与政府及其他利益阶层谈判的组织。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方面，农民阶层出现了主体性缺位。因此，应该努力培养一种社会利益协商、整合组织。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农民权益、维持社会稳定为宗旨，让农民积极参政议政，表达合法的利益要求，以此缓解农民与各利益阶层之间的张力。使这个农民利益整合和表达组织成为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以此克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加速制度变迁的进程。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两个趋向论断的提出，给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由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尚处于制度初创阶段，面临着既无制度安排，又无固定资金支持的窘境，因此，更新观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制度性反哺力度，克服原有的路径依赖，应是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关键所在。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最终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实质性社会公平，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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