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19篇】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经过多年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于1949年10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的文章19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历史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也集中反映了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是《简史》编写的根本遵循。《简史》对建党建军、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和改革开放等的叙述和评价，充分吸收了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论述精神，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明白晓畅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

　　充分反映了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简史》讲清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最终找到正确道路，从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讲清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讲清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找到、坚持并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讲清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历史。《简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充分反映了百年党史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历史。《简史》展现了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的历史。为此，党把中国人民团结凝聚成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进行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奋斗。《简史》展现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历史，介绍了他们中间涌现出的无数英雄和锻造的伟大精神。通览全书，雷锋、王进喜、“两弹一星”科学家等等，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彪炳史册；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等，一个个伟大的精神历久弥新。《简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党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依靠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

　　充分反映了党的光辉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简史》再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充分反映了党的光辉历史是一部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简史》重点突出地反映了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对于党的代表大会如何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党章的修改怎样体现党的建设的新要求，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简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简史》篇幅不长，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务去，新意迭见，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是一部思想深刻、通俗易懂的学习读本。

第二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约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

　　    这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迅速高涨。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主张，共产党同国民党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后任美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展开谈判，并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大会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的根本标准。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着重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的真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选出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它通过的党的政治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表明党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七大路线，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第三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第四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极大作用。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着重在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产生的消极影响，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共运，也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第五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学习党史就是学习我们党的发展史、奋斗史。时代呼唤担当，使命需要作为，我们当在不断地学习党史中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奋进密码，汲取“变”与“不变”的精神之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以学党史应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变”，坚定“不变”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共产党人永恒不变的初心使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党员干部当时刻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坚定不移走好群众路线。要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常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要把群众的小事、烦事当成大事、急事来解决，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时刻做到心中有国、心中有民、心中有责。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朝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奋蹄前行。

　　以学党史应对“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之“变”，筑牢“不变”的忠诚品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无往不胜的重要法宝。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朝入党，终生为党。党员干部要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坚守政治方向，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要善于借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契机给自己“洗洗澡、治治病”;借助“纠四风”专项治理的东风给自己“去去毒、清清污”;借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平台给自己“刮刮痧、除除疾”。自觉做到不越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不断塑造党员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本色，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

　　以学党史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变”，砥砺“不变”的奋斗精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我们更应该始终坚持真干苦干实干，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以“工匠人”精神一件接着一件做，以“愚公移山”精神一代接着一代干，以“铁杵磨针”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干劲，继续传承和发扬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第六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当我合上这本《中国共产党简史》时，心中的激动溢于言表，满腔的感慨难以言说——人类的语言终究是有很大局限性，短短五百三十一页如何能够道尽这百年的沧桑与辉煌?如何能奏出这慷慨激昂的伟大乐章?

　　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工作者，我们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更体会不到前辈们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艰辛，生活在新中国的我们，走的是先辈们铺好的康庄大道。所以，通过本书去回望党的奋斗历程，去感悟党的奋斗初心，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坚定信念，不仅“正当其时，十分必要”，而且能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更远的未来。

　　这是需要我们用心感悟的指引书。从“井冈山驻地的燎原星火”到“天安门城楼的庄严宣告”；从“春天的故事”到“迈向新时代”。百年漫漫征途，见证了无数共产党人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的崇高精神。前有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代，三百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今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三百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在贫困地区，一千八百多名党员将生命奉献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看懂了这段光辉历史，也就能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感悟了其中精髓，也就能锤炼过硬素质，如此便能呵护初心和使命，永葆鲜红色彩。“风斜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着得眼高。”认真学习党史，细学笃行，便能找准信仰的立足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坚定心中信仰。只要我们以党史为精神指引，用党史激励自己，就能更加爱岗敬业，增强工作中的担当责任意识，就能更好地践行初心、牢记使命。

　　这是需要我们潜心学习的警示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习党史，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便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正面典型教育自己，以反面教材警醒自己，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端正立场，炼就一颗坚定的初心。反复潜心学习，就如同饮茶，唇齿留香，时时刻刻都能从党史中汲取信仰力量，时时处处都能警醒自己，将初心和使命铭记在心，见之于行，牢固树立知敬畏、存戒惧的思想，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在关键时刻不犯迷糊。

　　这是激励我们书写未来的请战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合上过往之书，眺望前方之路。今天我们是党史的学习者，但同样我们也是未来的续写者。我们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锻筋炼骨，同心协力，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

第七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同志们：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计划安排，今日由我围绕“强化组织纪律扎紧制度牢笼打造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个专题，给大家讲一课。主要讲四个方面资料：

　　一、紧紧扭住固牢先进性根基不放，着力解决党的意识、党员意识淡化的问题

　　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是党员的灵魂。如果党的意识、党员意识淡化，就会导致精神“缺钙”、思想真空，也会动摇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根基。我们党刚刚组建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从来没有动摇过自我的信念和追求，那时候发展党员，第一条就是不怕死，因为对共产党来说，党的梦想、党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个人生死，正因为有这样舍身为党的大忠大勇，才有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有些同志对党的了解浅了、对党的感情淡了、对党的信任少了，那份与党同呼吸、共命运，为党的事业倾情付出、真心奋斗的精神头越来越弱了。应当说，当前我们大家都能做到政治立场坚定，落实指示坚决。但个别的也存在党性观念淡化、弱化的问题，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三个偏移”。一是对党的信仰有所偏移。有的对共产主义梦想缺乏认知认同，觉得高、虚、远、空，常常不信马列信鬼神、不看党报看小报，不爱组织爱金钱、不崇英模崇“土豪”，热衷于传播政治段子、灰色信息，听信小道消息，把老乡、同学聚会当成了政治上的“自由市场”。实质上，就是热爱党、信任党、拥护党的亲切认同感逐渐淡化，应当坚守的共同梦想和信仰家园逐渐缺失。二是对组织

　　的态度有所偏移。有的想组织的要求少，想个人的事情多，把个人付出作为向组织等价交换的筹码，发展提高顺利时就感恩组织，不顺时就埋怨抱怨；有的不信组织信关系，片面认为别人“提升了”“立功了”都是找关系、托门路得来的，口上讲着要相信组织、感激组织，内心深处对组织的“信赖度”“感恩度”并不高。三是对党员主角的认同有所偏移。有的把自我混同于一般群众；有的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不遵守组织纪律，不参加组织生活；还有的甚至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弱化的表现。经验教训反复告诫我们，没有坚定的信仰引领，就难以经受严酷考验；缺乏信念的有力支撑，就会在干扰诱惑前败下阵来。任何时候、任何情景下，都要更加自觉地做到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一）对党的信赖要坚定不移。作为党员干部，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要永远把党作为引领我们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智慧源泉和力量源泉。当前，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一些同志的理性确定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容易动摇对党的信赖。我感到，对这个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看：一个是从党纠正自身问题的智慧力量中增强信赖。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都是靠党自身的力量纠正的，而不是靠外面的什么力量纠正的。小平同志三落三起，他为什么没有动摇？就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党的发展壮大，对党的力量充满信心。另一个是从党领导国家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成就中增强信赖。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我们党成立90多年，成就有目共睹，上下感同身受，一系列成就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这些都得益于我们有一个英明正确的执政党。再一个是从“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增强信赖。“四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彰显和昭示了我们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气魄和坚定决心，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同梦想。作为党员干部，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按照党章要求，坚守我们选择的政治信仰，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对习总书记、党中

　　央的信赖，内化为永恒的价值认同，固化为稳定的情感归宿，转化为持久的职责行为，立足本职，努力工作，进取进取，以一流工作业绩向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对党的理论要入脑入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会坚定。往大处说，党的理论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鲜明旗帜，是每名党员干部的人生指引；往具体讲，我们学习理论，坚定的是信念，启发的是思维，推动的是工作，受益的是自我。党章关于党员义务的第一条就鲜明提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大家对抓学习的重要性是有共识的，但具体落实起来却差别很大。实践证明，机关干部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学习，爱学、肯学、善学是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重要途径，一个干部理论修养越厚实，思维层次就越高，心胸眼界就越开阔，明辨是非本事就越强。大家要把理论学习作为一种职责、一种追求、一种习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仅有这样，才能成为政治坚定、业务过硬、能参善谋、修为良好的优秀机关干部。我感到，重点要在五个方面下功夫：①学以固本。着重抓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的理论武装，切实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来坚持；突出学好党章和党的法规条例，切实作为做人干事为官的准则和信条来坚守，增强政治自信。②学以铸魂。认真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牢固树立信党、爱党、跟党走的价值追求，不断打牢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思想根基。③学以励志。多读多学领袖著作、红色经典，真正弄懂党的理论的历史背景、内外联系和现实指导意义，在耳濡目染中洗涤灵魂、升华追求、铸牢信念。④学以增智。充分领会党的理论中蕴含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提高辩证思维、理性思维和系统思维本事。那里提议大家多拿出点时间，学一学哲学，比如毛泽东的《矛盾论》等都值得很好读一读。⑤学以促建。就是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本事，用蕴含其中的科学思路和方法破解新形势下单位建设遇到的矛盾问题，尤其是要深入研究XXX等重难点问题，切实在对接实践中深化理论、传播理论、印证理论。

　　（三）对党性历练要持久经常。习总书记指出，党内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的。党性观念在老一辈共产党人心中铭刻在心，是因为他们大都经历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经历过战争实践和千锤百炼，对党性观念的认识和理解是刻骨铭心的，是根深蒂固的。反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认识、对党性原则的认识都是从学习中来、到学习中去，或多或少都缺乏深刻的实践历练。党员标准不是墙上的画，不是桌上的摆设，作为党员干部，不仅仅要经过学习认识我们的党，建立党性观念，也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锤炼党性、践行标准。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把加强党员干部党性历练作为党委领导的重大职责，坚持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如既往地抓下去、抓到底、抓出成效；另一方面，机关党员干部，要强调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持续强化忧患意识、职责意识、纪律意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直面问题的勇气、务求实效的举措，定期给自我照照镜子，给思想扫扫灰尘。这几年，全党先后开展了“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难得的党性历练。当前来看，就是要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查找过的老问题经常“回头看”，该巩固的巩固，该整改的继续整改，防止反弹回潮；对这次教育查摆出的新问题，深刻反思自身职责，主动出击，打好实践淬火的进攻战。

　　二、紧紧扭住严格组织制度落实不放，着力解决执行不严、刚性不够的问题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是每名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从实际情景看，机关党组织在落实组织制度上普遍不够正规。我和机关工委的同志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机关落实组织制度主要有“四个不经常”：时间经常被挤占，落实经常走过场，资料经常有遗漏，人员经常到不齐。这些问题大家对对号，我想每个党组织、每名同志，都会有更深刻的感受。下头，我重点围绕提高“三性”，讲一讲机关如何更加严格地落实组织制度的问题。

第八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近日，在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座谈会暨专题宣讲动员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强调，“要广泛深入开展党史专题宣讲，坚持联系实际、用好红色资源、注重面向基层”，“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纵观党的百年历史，磨难、奋进、崛起一个个具有时代特征意义的事件，能让人们在迷茫时辨清方向、在绝境时找到道路、面对发展瓶颈时探寻线索、面对伟大梦想时充满底气，党史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当前，面对新的发展背景和要求，更要纵向加大党史教育力度，横向延伸教育长度，使教育效果有深度、受众群体有广度，引导广大党员群众自觉听党话、坚定跟党走，要注重以“三新”提“三度”，不断夯实教育实效。

　　学习资源要“新”，才能激发学习“活跃度”。述往思来，向史而新。党史是我们党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丰富经验和智慧的汇总，所以党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鲜活的、与时俱进的，在党史教育中要注意长思长学、常学常新，用党的最新理论提高教育实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为行动上的自觉奠定清醒的理论基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更有说服力，要深入挖掘本土鲜活教材，并创新多种教育形式，通过老党员讲红色故事、打造村级“党史馆”、红色主题文化展演等方式，全面激发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性，使之切身体会发展历程的艰辛，让精神力量更加持久深入。

　　课堂平台要“新”，才能提高学习“灵活度”。时代在快速发展，教育也要跟上步伐，不能因循守旧，要善于结合时代特征，更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教育实现“乘数效应”。要建设好“线上＋线下”党史课堂，积极开发符合群众学习要求的云端课程，制作课时短、内容精、语言通俗易懂的“微党课”，实现课堂可“移动”、课程可“选择”，打破传统枯燥束缚的学习模式，灵活开展党史教育。积极与群众生活相关联，例如以节日“猜灯谜、学党史”或社区开展“党史知识大讲堂”等活动为载体，将党史教育融入日常，课堂搬进现场，促进寓教于乐，入脑入心。党史教育不是“集中突击”，而要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要定好学习的“生物钟”，利用每月“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内容，以“村村响”“党建之声”等广播方式将党史教育全面推开，打造“闹钟式”的学习平台，使党员群众养成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

　　教育形式要“新”，才能保持学习“鲜活度”。红色教育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囊括了形式多样、素材丰富的多维度体系，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通过延长“教育链”，使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焕发新光彩。如今，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国内研学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的生动课堂。各地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革命遗迹和旧址保护开发，统筹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发展，在坚定红色“教育底色不变浅、教育目的不走偏”的情况下，开发红色旅游项目，扩大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突出教育功能，开发“声、光、电”与现有场景结合的现场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模拟式教学等模式，增强党史教学的冲击力，营造庄严肃穆、引人深思的浓厚学习氛围，在达到良好教育效果的同时推动红色教育成为“旅游爆款”，实现一举多得，让红色基因在不断发展中代代相传。

第九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因为党领导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繁荣富强。

　　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党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党史上，通常将从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这个时期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党开始进入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党员数量从1938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0年的10万多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历时八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周恩来等送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把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上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转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组织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史称“百团大战”。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敌后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

　　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敌后武装斗争，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法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夏天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普遍发起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中打击日伪军，恢复巩固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党史上把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称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霸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然而，通过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及其后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其它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下付之东流。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人民解放军战争所具有的正义的革命性质。为赢得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1949年-1978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过度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国伊始，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到1950年6月，党和国家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好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场经济仗。

　　1952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惩处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净化了社会风气，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要工作。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推进。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总之，“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奇迹。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随着新生的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而且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党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综合平衡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严重缺陷。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发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在工业方面，盲目提高钢产量指标，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大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地觉察到了，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左”，“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逐步发展起来，终于使1965年初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科教文卫事业、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结果。从它的起因看，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还有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内乱期间，尽管情况十分困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继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三、1978年-至今，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场内乱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调整。然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阻碍，使党无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够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国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救助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3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次大会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大会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领导集体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平稳而顺利的交接，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四)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全党指导思想的确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五)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12年11月8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本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经过本次代表大会修改完善，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科学部署了“两个百年”和“两个翻一番”的奋斗，为全面夺取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六)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指导的确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十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疫情防控等工作的深入人心，基层工作也备受重视。

　　基层“为官”要“舍小我”扎根奉献。在基层工作中，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基层干部要向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人物和模范典型学习本质，在基层奉献青春，无私忘我。“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变，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淡忘”，这是抗台防台巡查中突遇山体塌方殉职的绩溪县荆州乡原纪委书记李夏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却成了他短暂而不平凡一生的写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一名共产党员，要分清“公”和“私”、“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基层“为官”要“蹲下去”看见问题。这一百年里，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不论是脱贫攻坚、疫情防控还是乡村振兴等工作，都是“以人为本”的工作，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以及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懈努力。在基层，只有赢得群众的支持，获取群众的信任，与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才能开展好工作。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家会下派一批又一批的驻村干部进行扶贫等工作，只有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才可以在实践中获取真知，了解群众所需所求。“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在兰考，泡桐就是焦裕禄精神的化身，只有“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

　　基层“为官”要“学经验”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风雨中的洗礼，是烽火中的探索，更是基层党员干部汲取的澎湃力量。身处基层，更当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建党百年创造新辉煌。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讲座党课讲稿4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广大党员干部要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重温百年奋斗史，涵养“三种精神”，筑牢信仰之基，汲取前行力量，奋力走好新征程。

　　学党史、忆初心，涵养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百年奋斗史承载着共产党人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宝贵精神。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从革命初期的“小米加步枪”到如今的大国重器，从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到燃遍全中国的燎原之势，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的满园春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尽显了我们党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斗志。党员干部要在学习党史中涵养开天辟地、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汲取精神之钙，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凝聚强大合力。

　　学党史、担使命，涵养矢志不渝的实干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百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史，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把握发展大势，切实强化历史担当。在学习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以“赴百仞之谷而不惧”的勇毅，迎难而上，破局开路，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难的急先锋，做为民请命的实干者，勇担时代重任，趁势而上奋进新征程，砥砺前行谱写新篇章。

　　学党史、系民心，涵养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天下之势，常系民心;民心顺，百业兴。”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史，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新时代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时刻与人民站在一起，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用行动深刻诠释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精神内涵。百年风雨，初心如磐。党员干部要在学习党史中深刻领悟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厚植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涵养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躬身实干做好群众贴心人，盼民所盼，急民所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心与群众牢牢系在一起，始终走好群众路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

第十一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近日，中央“不忘、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欲想治国，必先懂史。推动主题教育走实走深，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挖掘更多精神“富矿”，于党史国史中感悟、践行、坚守。

　　于党史国史中感悟“”，感恩图报回望来时的路。《通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党员干部学史，要有“第一人称”的代入感，将自己摆进历史，在历史的海洋中听一听先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豪言壮志；

　　看一看星星之火燃起的熊熊燎原之势；

　　走一走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以历史的思维和眼光回眸往昔岁月、审视来时路。98年来，是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从低谷走向复兴、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落后走向领先，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变的是人民群众越来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永恒不变的是产党人为带领人民站起来的。

　　于党史国史中践行“”，脚踏实地走好脚下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建国以来，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愈艰难，就愈要走”的信念，才成就如今的波澜壮阔。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我们感悟，更要以行动践行，努力拼搏，团结奋进，担负起人民和时代时代赋予的使命。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党员干部要坚定不移干、大胆创新干、久久为功干、尽心竭力干、坦坦荡荡干，跨越“雪山”“草地”，征服“娄山关”“腊子口”，做复兴路上只争朝夕的“行动派”和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以实干为基，脚踏实地走好脚下的路。

　　于党史国史中坚守“”，砥砺前行展望未来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彰往而知来。修好党史国史这门“必修课”，党员干部要以每一名伟大的共产党员先辈为镜，尊重历史、顺应时代、思考未来，时刻审问、传承、坚守，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才能跟得上党中央要求、赶得上时代步伐、推得进事业发展；

　　才能以清醒的头脑迎接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才能守诺如初，践诺不辍，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未来每一步，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十二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程和全部斗争之中，明确为什么学以及如何学党史的问题，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爱党爱国爱人民，更好地淬炼精神品质，提升政治意识。党员干部要在重温党史中践行“读、讲、看、做”，在“四字要领”中领悟党史、筑牢初心。

　　     用功学，着手“读”，在书桌与书香的“畅游”中夯实信念。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需要常读常新、常习常研。学好用好党史教材，需要我们拓宽学的广度，提升学的深度。要紧密结合“四史”内容，在抓好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间脉络中贯穿党史学习教育精髓，在历史时空中把握共产党人的本质，真正领悟党史学习教育中的“红色精神与力量”，赓续“红色血脉”。结合四本“指定书目”，聚焦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紧密联系时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脉络，乐学善思、真学深学、细学深悟，不断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营养，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铸牢新一代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

　　用情讲，全力“讲”，在台上与台下的“撞击”中激荡思想。党课是党组织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党课宣讲也是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党课怎么讲？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在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效中应思考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回忆他在讲党课情形时曾说，“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正所谓“给别人一杯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讲好主题党课或微党课，授课人要“统讲”“活讲”“趣讲”，要站在百年风云激荡的时代洪流下，采取“历史视角+现实视角+未来视角”的方法，深入研习讲课内容，结合自身理解思考进行梳理归纳，对接工作实际，把本地区本单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摆进去，以“接地气”的授课方式，吸引台下“学生”的兴趣，确保党课讲授的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用心看，着眼“看”，在艳阳与和风的“熏陶”中升华灵魂。打卡“红色地标”，感悟“红色传奇”，党史学习教育当“动”“静”结合。中共一大会址，向我们铺展开“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的星火燎原路；

　　井冈山烈士陵园、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向我们展示了一批批优秀共产党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铮铮铁骨；

　　“半条被子”的物印初心，向我们讲述着穿越时空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鱼水情深……这些红色文化地标，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燃烧着熊熊不灭的红色火种，成为信仰的丰碑。作为党员干部，当在接受红色教育洗礼的过程中忆党史、颂党恩，在“打卡”每一处红色教育基地、观看每一件革命文物与老照片中用心感受动荡年代中伟大优秀共产党员为保家卫国所做出的贡献，铭记革命英烈，深深感受伟大革命精神，感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中汲取滋养，使先辈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火炬的“热力”生生不息。

　　用功做，奋力“做”，在幸福与美好的“伴随”中践行使命。学党史悟思想，最重要的目的是办实事、开新局。打下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地基”后，修建学史力行的“红楼”，需要我们力推党史学习教育落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翻开历史的画卷，焦裕禄、谷文昌、黄文秀等一批批耳熟能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矢志为民、无私奉献，向我们传递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强力担当做好群众的“贴心人”，从群众所想所急入手，以“微笑服务”“倾情解决”“群众满意”为抓手，在细小服务中诠释真情为民的初心使命，擦亮共产党员的政治底色，努力做无愧于新时代的合格党员。

第十三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关系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全面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1989年9月，党中央明确提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全党兴起学习高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要求全党坚持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些重大决策，提高了全党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四大进一步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中央先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人口及环境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果断地进行宏观调控，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我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实行“走出去”战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为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展示了光明前景。

　　    ——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中央适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逐步确立其基本框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以及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党中央还坚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社会稳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普遍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基础地位切实加强，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的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壮大，城乡基层的民主建设逐步加强。各级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通过精简，机构设置更趋合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1年7月，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作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些重大决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2年1月，中央提出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4年以来，中央先后决定全国对口帮助西藏建设、沿海省市对口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党采取正确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巩固和发展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裁减员额50万为主要任务的体制编制调整和改革，向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迈进，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人民利益，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开创了香港、澳门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保持了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在对台问题上，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有力地捍卫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论断，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决打击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开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许多国家确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加快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良好形象。

　　    ——坚持党的领导，做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开展“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党的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通过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形成了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工作格局。这些重大举措，有效地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随着“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生产力水平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到十年，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这就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走过八十年的光辉历程，已发展成拥有64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社会也在党领导人民的长期奋斗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展现了民族振兴的光明前景。

　　    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党。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竞争日趋激烈。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党领导人民在过去的八十年里写下了光辉篇章，也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继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第十四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编写中注意把握五条线索，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理想信念、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党的自身建设。把握好这五条完整贯穿全书的主要脉络，是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开展好党史学习的可靠途径。

　　线索一：党的初心使命

　　在全书叙述中，也始终围绕这一线索展开。从大事来看，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本身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阶段性胜利，就是党的初心使命的体现。在具体叙述上，从土地革命的意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等，都明确点出了党的初心使命。

　　线索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历史性读物，《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一大特点在于生动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简史》明确指出，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接着，叙述了在抗战关键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介绍了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与系统阐明的重大意义。在这些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线索三：坚定理想信念

　　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就拥有无比强大力量。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这在百年党史上有很多事例。对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有丰富体现。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均有述及，这些精神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体现。

　　线索四：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优良传统和成功密码，是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重要线索。

　　线索五：党的自身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中国共产党简史》忠实记录百年党建的大事、要事。

第十五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DGM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7.7——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八．“文化DGM”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DGM”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DGM”，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WG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DGM”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DGM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DGM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DGM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一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第十六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按照政治教育计划，安排由我给大家上一堂党课。我主要结合中央、省市从严治党重要内涵，联系目前办公室内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分析当前我办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下面，我围绕四个方面，讲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等一系列中国奇迹，从1979年到2021年的36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仅为2.8%，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这一让国人自豪、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关键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欧美国家有的至今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前段时间，我从相关媒体了解到，我们邻国朝鲜目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基本上还处于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连民众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多方对照，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已经开始彰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憾》一书中写到：过去 30 年中国稳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从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到金融危机的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问题，而中国依然高度发展。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每个党员都要从现实中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信心，坚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筑牢理想信念灵魂，锤炼优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
　　一、不忘初心，学，做到心中有党
　　不忘初心，就要心中有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正是党的崇高理想、党的先进形象，吸引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期待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既然通过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党员，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这不仅是自我角色的不断暗示，更是价值取向的反复拷问。唯有忠诚于党，对党的宗旨主义和理想深信不疑，坚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利益统一起来，绝对不做有损于党的利益和名誉的事情! 对党绝对忠诚，是讲政治的核心，也是办公室的生命线和做好工作的根本点。当前，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影响，我们要善于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捍卫者。
　　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权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和虚怀坦荡的透明人;要始终把党中央这个核心力量，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定盘星主心骨，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动上紧跟、工作上落实，努力成为推动小康&&建设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常扫思想之尘，常补精神之钙，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制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加强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提升精神区位，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三要牢固树立一个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左传》有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意思是我们每个干部，一定要把为民之事当作农事一样，夙兴夜寐、精耕细作，把惠及民生的事一件件抓实抓好。为人民服务是办公室三个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座各位党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服务员，要牢固树立一心为民的情怀，时刻对标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围绕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共同推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业。
　　二、立足岗位，明党规，做到心中有戒
　　要做到心中有戒，就必须要搞清楚戒的内容和含义。查阅相关资料，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一致的解释是指戒律，戒就是要主动、自觉、经常地防止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的过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党派、不同社团可能对戒的要求不尽相同，比如佛教上讲的五戒，就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还有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等，虽提法有不同，但内容大多都有关联性和承继性。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戒的含义和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戒就是敬畏，就是遵守，就是要从内心深处敬畏纪律规矩，从日常小事上遵守纪律规矩，让纪律规矩约束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让纪律规矩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让纪律规矩保证我们既要干成事，还要保证我们不出事。
　　一要严守纪律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纪党规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体遵循，是刚性约束，是红线。大家要自觉遵守党章、党规，自觉用《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二要自觉接受监督。1957 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避免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在座各位党员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
　　三要始终严格自律。守纪律、讲规矩难在自律。周恩来总理一生不回家乡淮安，也是怕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要回避这一点。还规定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这种自律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办公室同志，要树牢自律意识，时刻三省吾身，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反省自己存在的失误，将他律变为自律;要在日常小事和细节问题上坚守住纪律底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要严守廉洁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尤其办公室承担统筹协调职能，工作中必然有大量人际交往，要坚持原则、划清界限、谨慎交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是让大家远离企业，不交朋友，而是坚持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打交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无贪心私心。要始终在规矩的范围内干事，决不能以办公室牌子搞关系、谋私利，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全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要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用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三句古训以为佐证，警醒广大党干部。我们在座各位要切实在家庭角色中承担起慈、孝、廉、敬的责任和义务，管好配偶及子女，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三、履职担当，跟党走，做到心中有责
　　责任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由此可见责任对于做人为官的重要性。结合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日常运转工作非常重要，要做到高效、有序、和谐、严密，保证上级政策、领导意图和基层要求顺达、畅通。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灵敏。无论是办文、办会，还是办事，都要首先考虑政府有什么精神，领导有什么意图，怎样办才更符合政府工作要求和领导意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花再大力气，做了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无益。
　　二是要高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时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做到及时、迅速、不误事，实现工作的高效运转。要严格把关，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确保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从文山、会海和一般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
　　三是要有序。办公室的公文处理、会议安排、安全保密、后勤服务等日常工作，应进一步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标准、高质量。
　　四是要主动。要在被动状态下主动做好工作，就一定要超前思维，把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到前头，并随着党委工作的进展而推进，围绕党委工作的变化而调整。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始终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五是要周密。日常运转十分琐碎繁杂，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会影响党委工作的全局。党委办公室做每一项工作，都要着眼全局，顾全大局，环环相扣，搞好衔接，真正做到周全细致，消灭差错，避免疏漏。特别是对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要提前介入，做好预案，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六是要有激情。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对工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也确有极少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有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强调客观、埋三怨四，有的回避矛盾、畏首畏尾，等等。这些不良思想倾向是极为有害的。如果领导交代的事半天都没有回音，干什么事都萎靡不振，无所谓，那是不行的。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有没有激情、愿不愿意、认不认真去干，这是态度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紧起来、等不起，急起来、拖不得，干起来、坐不住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真正把工作当作一种事业去闯、去拼。
　　七要讲奉献。办公室权力不大责任大，手段不多工作多，待遇不高要求高，可以说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没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情怀，就不可能履行好职责。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能够在政府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珍惜岗位，无私奉献，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办公室的工作既具体繁杂，又紧张寂寞，而且多是台下幕后的工作，客观上也需要同志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特别强调的是，大家离领导近，涉及的人、事和利益关系很多，廉洁自律尤为重要。
　　八要讲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家一定都要树立办公室工作一盘棋思想，同事之间、科室之间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把办公室的工作做好。科室之间协作要学会包容、补台。办公室有分工、有制度，但有时交叉内容多，有些科室同志不在，其他同志应主动替补上去，即使不是自己分管的事情，也应主动热情向人介绍。总之，通过主动、积极地协调工作运转的各个环节和功能，使各科室、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密切配合，避免出现推诿扯皮，使多数人的力量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任务。

第十七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共产党人的初心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信仰，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凝聚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展示着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和不懈追求。“初心之问”始终在提醒全体党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因此，学习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找回初心的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历史。

　　学习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能读懂初心的思想之源

　　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初心思想的重要之源，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实践关系紧密，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学会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

　　党的基本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晶，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紧扣“初心之问”的探索成果。近代以来，拯救中国的“真理之问”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坚定了选择。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之问”是毛泽东思想给出的响亮回答，党的“执政之问”是邓小平理论做出的精准判断，共产党人的“党性之问”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出的时代定位，中国的“发展之问”是科学发展观指明的正确方向，实现中国梦的“初心之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出的坚定结论。从“初心之问”中，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追求，尽管问题不同，然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更是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理论创新让我们懂得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新纪元到中国社会的最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中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对初心的坚守让我们弄懂了党的先进性、阶级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并在探索科学发展中走上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对初心的坚守，展现了信仰力量，夯实了“四个自信”，走上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学习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能理清初心的历史表现

　　初心就是共产党员甘做人民的勤务员和甘当学生的历史表现，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走人民选择、大道之行的历史。迈向100年诞辰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领导人民成立新中国、再到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件大事，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但“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紧扣初心的实践自觉和生命追求。列宁强调，“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正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明示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他还向全党提问，“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见，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始终是虚心向人民学习，相信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让人民能过上好日子的路。不忘初心，就是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嵌在党的旗帜上，刻在全党心中，就是要牢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学习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能把握初心的时代呼唤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一部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承载着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法理，学好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才有共同奋斗的情理。新中国7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践行初心和开展“四个伟大”的70年，是坚定最终奋斗目标和落实阶段性纲领，党的信仰、信念、信心经受挑战而愈益坚定的70年。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其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蓝图擘画在创新中发展的70年。从毛泽东的“两步走”到邓小平的“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跨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两个“十五年”的发展目标，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梦、世界梦、人民梦的新时代，面临危险与考验，中国共产党呼出了百年“初心之问”。一路走来，是初心点亮了前进的路。初心的时代要求就是人民的时代需求。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初心的时代自觉。“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梦想在哪里，初心就追向哪里；人民追求的幸福在哪里，党就走到哪里。只要初心不忘，就能凝聚磅礴力量，就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高举梦想的旗帜，做到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第十八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因为党领导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繁荣富强。

　　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党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党史上，通常将从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这个时期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党开始进入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党员数量从1938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0年的10万多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历时八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周恩来等送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把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上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转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组织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史称“百团大战”。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敌后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

　　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敌后武装斗争，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法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夏天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普遍发起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中打击日伪军，恢复巩固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党史上把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称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霸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然而，通过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及其后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其它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下付之东流。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人民解放军战争所具有的正义的革命性质。为赢得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1949年-1978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过度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国伊始，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到1950年6月，党和国家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好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场经济仗。

　　1952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惩处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净化了社会风气，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要工作。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推进。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总之，“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奇迹。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随着新生的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而且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党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综合平衡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严重缺陷。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发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在工业方面，盲目提高钢产量指标，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大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地觉察到了，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左”，“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逐步发展起来，终于使1965年初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科教文卫事业、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结果。从它的起因看，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还有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内乱期间，尽管情况十分困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继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三、1978年-至今，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场内乱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调整。然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阻碍，使党无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够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国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救助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3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次大会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大会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领导集体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平稳而顺利的交接，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四)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全党指导思想的确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五)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12年11月8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本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经过本次代表大会修改完善，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科学部署了“两个百年”和“两个翻一番”的奋斗，为全面夺取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六)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指导的确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十九篇: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初心的丰富内涵，凝聚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及为什么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课题的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透彻理解这颗初心，是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现实需要。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不动摇
　　信仰和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首要内涵。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马克思主义信仰解决了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旗帜问题。
　　1921年6月30日-7月3日，13名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成立中共，这个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党重要的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错过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陈独秀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正在筹一笔钱，人一走，这笔钱就可能没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财务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资，这8所高校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他是重要负责人，要去追讨工资，不能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轻的是应城市的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北京大学大学生。1983年接受采访时，81岁的刘仁静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共产党的成立何等的重要!当年有谁在意?一大开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这些人无论从智商、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都不见得会比毛泽东差，其中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一个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但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当了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特务联系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他们7个人不管当汉奸的、当叛徒的，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共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亲手成立的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吗?他们竟然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能不糊涂吗?13个人中，7个人出了问题，4个人牺牲了，最后只剩2个人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我们这个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边缘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源自一个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泽东，居功至伟。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也就不能走到我们中间来!
　　中国共产党97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
　　二、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忠心不动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初心的第一要义就是坚定对党的忠诚。不忘初心，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李大钊：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瞿秋白：从容就义。
　　叶挺：出狱后要求恢复党籍。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定不移跟党走，始终以党为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96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和飞跃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没有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初心，就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毫不保留忠诚于党。对党忠诚，是每一位党员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铮铮誓言，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忠心于党始终是党的好干部的 基本标准。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共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核心要义是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并首次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出身本来，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出身，党章中有明确的界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十九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载入新修订的党章，成为全体党员的根本遵循。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公仆本色，时刻牢记服务之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人民，一个是服务。一方面，执政党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摆正党与人民的位置。另一方面，领导就是服务，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如何维护人民的中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四、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不动摇
　　中华民族灿烂历史绵延流长，疆域辽阔(由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占领了欧洲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西到波斯湾、匈牙利、东到日本、南到越南和柬埔寨、北止北纬60度线以内，并对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统治了1?2个半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近代中国的落后让中国饱尝亡国灭种的灾难，割让和丧失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9.8亿两白银。抗日战争中人口伤亡在 3480-5000万人之间。受战争损害的人口为2亿人。2000万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有名有姓仅330万人，红西路军烈士 21800 多人，仅有6600名有据可查。
　　实现中化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突出历史贡献。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96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漫漫长夜难明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在那个时候，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她为了把人民大众从这种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脱出来，用了28年的、懈奋斗和无数先烈的前赴后继，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阶段，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据中国档案馆记载，从1921年到1949年，短短28 年，就有300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积贫积弱的困难局面，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还是较好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成长需要交学费，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也不例外，当时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交了10年的学费，10年的学费让我们党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所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依靠伟大智慧带领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是从1978年12月到现在。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主要是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这期间，我们党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等国际风波的影响，经受住了 98洪水、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从第1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到神舟载人航天、蛟龙深海下潜，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到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功的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运筹帷幄，沉着应对，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作出一系列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走上了全面复兴、加速崛起的新征程。
　　五、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不动摇
　　今天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领导中国科学发展的党;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党。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捧着一颗为人民做实事的初心，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来概括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那么，为什么说是全方位的和开创性的?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所谓开创性的，是指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年来，我们靠什么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靠什么实现了历史性变革?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论述，我们要 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根本原因，即三个一：一个核心、一个理论、一条道路。
　　一个核心，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重大历史改变的时 候，当我们的国家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这个核心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凝结起来，集中起来，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
　　一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任何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科学的理论能够引导着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纵深发展。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强大的理论指导力量。五年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一条道路，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共同发展，开拓前进。我们一直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巳经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辉煌。
　　我们有幸处在新时代，更有责于新时代。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必将加速推进。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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