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小故事简短1篇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红军四渡赤水，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红军商量对策，陕甘支队先行北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
血战湘江遵义转折
1933年9月，在经历了前四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错误指挥，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1934年4月，广昌失守，整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门户洞开，国民党官兵蜂拥而入，此时中国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党中央被迫转移出中央苏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红色割据打破“围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为了不给红军以喘息的机会，紧接着又在6月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面对国民党军的三十万大兵压境，仅有三万兵力的中国红军如何以少胜多？
古田丰碑奠定军魂
1928年底，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的带领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形势发展和革命队伍扩大，红四军队伍人员组成复杂，加之环境恶劣，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教育和培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滋长。
中共六大低潮奋起
1928年的中国，刚刚面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地屠杀革命群众，全国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走在低潮的革命战士，急切需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复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朱毛会师组建劲旅
朱毛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央苏区的开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领导的一路起义部队，四处征战、不断转移，损失惨重。此时，休整部队已成为最迫切的事情。最终，朱德、陈毅决定，也将起义部队开往井冈山。
广州起义群雄四起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正式打响。经过激战，最终起义军寡不敌众撤出了广州城。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参加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秋收暴动开辟井冈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虽然秋收起义最初的目标是攻占湖南长沙，但随着起义过程中，敌强我弱的态势愈发显著，起义领导人毛泽东决定，带领部队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保存有生力量，逐渐壮大队伍，这一举措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党史小故事简短2篇
一、一台水力轧花机1922年，21岁的陈毅回乡时，做过一件至今仍被乡亲们传为佳话的事情。
当时，农村极为落后，只有一些人力驱动的前清时安装的农业机械。以轧棉花的机子为例，需要3到5个壮劳动力轮番上阵才能驱动，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陈毅步行于羊岔河畔，看着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为何不为乡亲们改装成水力驱动？也正好将学到的知识用之于民，让乡亲们认识到科学与知识的力量。
陈毅很快便将想法付诸实践，经过试用，陈毅改装的轧花机不仅省了劳动力，轧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看稀奇”，面对大家的啧啧称赞，陈毅格外开心。随后，他向留法的同学蔡和森去信，申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组织已经同意他的请求。1923年初，陈毅离开故乡。
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今，这台水力轧花机仍然保存在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中。
二、一张折痕照片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珍藏着一张带有深深折痕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随一封陈毅写给父母的信一起送达的。在抗战时期，这是殊为不易的，而它能保存到今天也体现了陈毅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1943年底，陈毅留下一首《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即赶赴延安。到达延安后，陈毅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会委员。
是时，全党全军正在开展“整风运动”，陈毅积极投身其中，时常与毛泽东促膝谈心，书信往来，向毛泽东介绍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收获。毛泽东复信称赞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其间，陈毅因思念远在四川的父母，将自己开展劳动的照片附信寄往。为了避免信件被日伪军拦截，陈毅将信中“延安”二字改为“西安”，并落款为“儿仲弘敬书”。
信件几经周折，顺利送达父母手中。新中国成立后，陈毅父母将这张照片赠予陈毅的侄女陈德珍。
三、一支睡在马路上的部队在众多档案资料中，比手掌还小的《入城守则》十分引人注目，这是1949年5月由华东军区司令部印发的小册子。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持续15天，终获全面解放，歼敌15.3万余人，整座城市完好无损。
就在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依然惶惶不安，可当他们打开家门那一刻，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感动了，湿漉漉的马路两侧睡满了身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原来，早在4月1日，上海战役发起前，身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就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十项守则的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
5月，陈毅在苏南丹阳县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这条纪律在制定之初，却不被很多指战员理解。
陈毅始终坚持认为上海情况复杂，不能将过往经验完全照搬。他将自己意见和看法电报上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刘伯承等前委委员一致赞同他的意见，并电报中共中央军委。
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批示，只有八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四、在休整中扩军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
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
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
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四、坐筐过绳桥会师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
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
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
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
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
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
党史小故事简短3篇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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